佳特洛夫事件（迪亚特洛夫山口）：九名滑雪者的最后一夜

事件经过

1959年1月23日，23岁的无线电工程系学生伊戈尔·佳特洛夫（Igor Dyatlov）领到路线手册，带队离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队伍原有10人，多数是乌拉尔工学院（今乌拉尔联邦大学）的同学，其中一人后来因健康原因折返。每个人都是二级徒步者，有滑雪远征经验；走完300公里的路线，就能拿到当时苏联最高的三级证书。目标是北面的奥托滕山（Otorten），时间定在二月——一年里最难走的季节。

1月25日清晨，队伍乘火车抵达伊夫杰利（Ivdel）；26日换乘卡车，到了北面最后一个有人居住的村庄维扎伊（Vizhai）；27日开始徒步。28日，尤里·尤金（Yuri Yudin）因风湿、先天性心脏缺陷和膝关节疼痛折返——他因此成了这支队伍里唯一活下来的人。其余九人沿着河谷，继续走向奥托滕山。

1月31日，队伍到达高地边缘，在林间谷地存放了回程要用的多余食物和装备。2月1日，他们开始穿越山口，却遇上暴风雪，能见度下降，偏向西面，朝霍拉查赫利山（Kholat Syakhl）峰顶方向走去。这座山海拔1097米，名字在曼西语里意为“死亡之山”。发现走偏之后，他们没有下撤1.5公里到林带避风，而是就地扎营。尤金事后推测：“佳特洛夫大概不想丢掉已经爬上来的高度，或者想在山坡上练习扎营。”

2月12日是预定的返回期限。佳特洛夫与体育俱乐部约好，一回到维扎伊就发电报；他也对尤金说过，实际用时可能更长。12日过去，没有消息，也没有人立刻行动——这类远征晚几天很常见。20日，亲属要求展开营救，学院负责人派出第一批由学生和教师组成的志愿搜索队，随后军队和民警加入，飞机和直升机也被调来。

2月26日，学生米哈伊尔·沙拉温（Mikhail Sharavin）在霍拉查赫利山坡上找到了那顶帐篷。他说：“帐篷塌了一半，盖着雪，里面是空的，全组人的物品和鞋子都留在原处。”调查人员判断，帐篷是从里面被割开的。九行足迹——有人只穿袜子，有人一只鞋，有人赤脚——通向东北方向1.5公里外林子的边缘；走出500米后，足迹被雪盖住。九个有经验的人，为什么穿着袜子走进这样的夜里？

关键证据

林子边缘有一棵大西伯利亚松，树下留着一堆小火的残迹，旁边是最先找到的两具遗体：克里沃尼先科（Krivonishenko）和多罗申科（Doroshenko），只穿内衣，没有鞋。松树的树枝断到5米高，暗示有人爬上去张望过，也许是在找营地。松树与帐篷之间的山坡上，又找到三具遗体：佳特洛夫、科尔莫戈罗娃（Kolmogorova）和斯洛博金（Slobodin）。他们的姿势像是正在往回走，距松树分别为300、480和630米。

另外四人直到5月4日才被找到——他们在松树再往林子里75米的沟壑中，埋在4米厚的积雪下。其中三人穿得比其他人好，有迹象表明，先死去的人的部分衣物被取下来给了他们：杜比尼娜（Dubinina）穿着克里沃尼先科那条烧焦、撕破的裤子，左脚和小腿裹着一件撕破的夹克。

5月的尸检改变了案情。蒂博-布里尼奥勒（Thibeaux-Brignolles）颅骨严重受损，杜比尼娜和佐洛塔廖夫（Semyon Zolotaryov）胸部严重骨折。法医沃兹罗任尼（Vozrozhdenny）说，造成这种伤势的力量极大，堪比车祸；怪就怪在遗体表面没有与骨折对应的外伤，像是承受过极高的压力。至少三人的头面部软组织受损：杜比尼娜缺了舌头、双眼和一部分嘴唇，佐洛塔廖夫双眼缺失，科列瓦托夫（Aleksander Kolevatov）缺了眉毛。沃兹罗任尼认为这些伤发生在死后，因为遗体当时泡在溪水里。

调查与推论

1959年的调查在前五具遗体找到后立即展开。5月，因“没有罪责方”，调查正式终止，案卷送入秘密档案室，结论只有一句“强大的未知力量”。最初被怀疑的是曼西人（Mansi）——这一带的驯鹿牧民。几名曼西人受到讯问，但山坡上只有登山者自己的足迹，没有搏斗的痕迹。法医沃兹罗任尼还说，三名死者的致命伤不可能出自人手，“因为打击的力量太大，而软组织没有受损”。

1990年，当年主持调查的列夫·伊万诺夫（Lev Nikitich Ivanov）发表文章，承认调查组没有合理的解释；他还说，调查组报告看到飞行球体后，地区高层直接下令要求否定这一说法。另有一支登山队在事发地以南约50公里，称事发当晚看到北方天空有橙色球体。这些目击没有写进1959年的调查，证人多年后才陆续出面。

2019年2月，俄罗斯当局重启调查，只考虑雪崩、板状雪崩和飓风三种可能，凶杀已被排除。此前，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在2015至2019年复查了1959年的证据：事发当夜风速可达每秒20至30米，伴有暴风雪，气温低至零下40摄氏度（1959年的调查记述为零下25至30度），而1959年的调查员三周后才到场，没有考虑这些。2020年7月11日，乌拉尔联邦区检察机关副负责人安德烈·库里亚科夫（Andrey Kuryakov）宣布，雪崩是“官方死因”。

这是一场英勇的搏斗。没有恐慌，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毫无自救的机会。——库里亚科夫

100多支队伍在1959年之后到过这一带，没有人报告过能形成雪崩的条件。反对雪崩的人还指出，现场没有明显的雪崩痕迹，足迹像是正常步速的行走，不像九个人惊慌奔逃。2021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的普兹林（Alexander Puzrin）与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的戈姆（Johan Gaume）团队发表计算机模拟，称28度斜坡上一次相对较小的板状雪崩，就可能造成与遇难者所受伤情一致的帐篷损毁和伤害。其他假说包括次声、下降风和苏联降落伞地雷试验。

至今未解

2020年的官方结论给出了一个答案，却没有结束争论。公开的1959年卷宗没有写内脏的状况；案卷在1959年5月停止后送进秘密档案，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以某种方式陆续公开。克里沃尼先科相机的底片，直到1997年才被证实存放在调查员伊万诺夫的私人档案里。

2015年，伊万诺夫的上司叶夫根尼·奥基舍夫（Evgeny Okishev）仍然在世。他对前克麦罗沃检察官列昂尼德·普罗什金（Leonid Proshkin）说，当时他正在安排再赴山口，彻底查清最后四具遗体的离奇死因，莫斯科来的副总检察长乌拉科夫（Urakov）却下令结案。他还提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检察院的负责人克利诺夫（Klinov）在首批尸检时在停尸房待了三天——按他的经验，这是唯一一次。

• 经验丰富的队伍为什么在暴风雪中没有下撤1.5公里到林带，而是在山坡上扎营？
• 沟壑中三名死者近似车祸的致命伤，究竟是雪崩、坠落还是别的原因造成的？
• 事发当夜多处报告的橙色球体究竟是什么？
• 一名死者衣物上检出的放射性从何而来？
• 奥基舍夫称准备再赴山口时被下令结案——这道命令的依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