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多姆湖凶杀案

事件经过

1960年6月4日，星期六，四名芬兰青少年在埃斯波市奥伊塔庄园（Oittaa Manor）附近的博多姆湖畔扎营。湖名在芬兰语里是 Bodominjärvi，瑞典语里是 Bodom träsk。Maila Irmeli Björklund 和 Anja Tuulikki Mäki 都是15岁；陪她们来的男友 Seppo Antero Boisman 和 Nils Wilhelm Gustafsson 都是18岁。

6月5日，星期日，凌晨4点到6点之间，Mäki、Björklund 和 Boisman 在帐篷里死于刺伤和头部遭到的钝器重击——三人当时正睡着。第四个人 Gustafsson 躺在帐篷外面，面部骨折，身上有刺伤。这些伤，在当时看来印证了他是受害者的说法。他事后说，自己瞥见一名身穿黑衣、双眼鲜红的袭击者朝他们扑来。

6点前后，一群在远处观鸟的男孩据称看见帐篷塌了，还看见一名金发男子从现场走开。这条说法，将在2005年的法庭上再次出现。11点左右，木匠 Esko Oiva Johansson 发现了遗体并通知警方；警方中午到达现场。此时距袭击时段结束，已经过去约6个小时。

袭击是从帐篷外面发动的。凶手没有钻进帐篷，而是隔着帐篷侧面，用刀和一件身份不明的钝器（可能是石头）攻击里面的人。刀和钝器，都从未被找到。Björklund 是 Gustafsson 的女友，被发现时腰部以下没有衣物，躺在帐篷顶上，伤势在四人中最重——她在死后又被刺了多次。另外两名少年遭到的暴力相对较轻。

现场的处理，后来被视为一次重大失误。警方没有封锁现场，也没有记录现场细节，几乎立刻就让一大群警察和其他人在现场来回踩踏。随后，军人又被调来协助搜查湖周围的失踪物品——其中好几件，始终没有找到。

关键证据

约500米外，半掩着几件失踪的衣物，其中有 Gustafsson 的鞋。凶手拿走的东西，让侦查人员费解：除了衣物，还有受害者摩托车的钥匙——摩托车本身却被留在原地。

这双鞋，后来成了2005年审判里控方的主要依据。案发以来，人们一直知道，被藏在约450米（500码）外的那双鞋属于 Gustafsson——他被发现时，光着脚躺在帐篷顶上。现代 DNA 检测显示：三名死者的血迹沾在鞋上，Gustafsson 自己的血，不在其中。

控方从鞋上没有 Gustafsson 的血推出：他的伤，与三名死者遇袭不是同一时间造成的。控方给出的唯一解释是——Gustafsson 先杀了人，再把物品藏起来、伪造失窃，又弄伤自己，回到帐篷，光着脚假装昏迷。辩方的主张正相反：凶手是一名或几名外人；以 Gustafsson 的伤势，他不可能杀死三个人。

控方还提出了三项补充：两名观鸟者指认 Gustafsson 就是现场那名高个金发男子；有人听到他说过一句带有罪责意味的话；控方称十年后他曾向一名女子吹嘘自己有罪。法院认为，控方的证据不具结论性。

调查与推论

Karl Valdemar Gyllström 是奥伊塔的一名小卖部看守人，以敌视露营者闻名，当地不少人怀疑他。据说他性情暴力，砍倒过别人的帐篷，朝走到他那条街上的人扔石头；事后有人称，曾看见他从案发现场的方向回来，只是太害怕，没有报警。警方没有找到能把他和凶案联系起来的确凿证据；对他据说作过的几次供认，警方也不信，认为他精神不正常。1969年，他在博多姆湖溺亡，多半是自杀。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详细讨论了这条线索，并称警方几乎立刻忽略了大量证据——这些证据因语言障碍等原因，当时不为公众所知。

Hans Assmann 是公众怀疑最集中的人。他生于德国，后来入籍芬兰，住在离博多姆湖岸几公里的地方。一系列通俗书籍提出，博多姆凶案和另外几起命案都是他所为。警方没有认真对待这一说法：他在案发当夜有不在场证明，另一起命案发生时，他据称在德国。但6月6日早晨，他带着染血的衣服出现在赫尔辛基的一家医院。后来他移居瑞典，1990年代末去世。他还是另外五起案件的嫌疑人，其中一起，他在临终时作了供认。

1960年代中期，一名叫 Pentti Soininen 的男子，以暴力倾向闻名，对狱友说博多姆湖的凶案是他干的。案发时，他约14岁。他一个人，能制服四名比他年长的少年吗？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

真正改变格局的，是2004年。3月下旬，案发近44年后，Gustafsson 被捕。2005年初，芬兰国家调查局宣布，基于新的法医分析，案件已经侦破。控方对血迹的解读是：Gustafsson 当时喝醉了，被挡在帐篷之外，他袭击了另一名男孩，在斗殴中下颌被打断，事态升级，最终造成三人死亡。审判于2005年8月4日开始。

2005年10月7日，Gustafsson 被判所有指控不成立。

法院对判决的说明（转述）：控方的证据不具结论性；未能证明 Gustafsson 有与如此严重的罪行相称的动机；事隔多年，要确定事实已不可能。

芬兰国家向他支付44,900欧元，补偿长期羁押造成的精神痛苦。检察官拒绝就报纸的报道提起诽谤诉讼；Gustafsson 作为受害方，也没有行使对报纸提起指控的权利。

至今未解

2005年10月7日的判决之后，没有任何人为这三条人命被定罪。现场当年没有封锁，证据在最初几个小时里就被踩乱；刀和钝器没有找到，部分失物也没有找到。

几条主要线索，都停在了同一个地方：Gyllström 已于1969年去世，Assmann 在1990年代末死于瑞典，Soininen 案发时只有约14岁，而法院在判决里提到，事隔多年，事实已不可能确定。

• 帐篷塌下之时、从现场走开的那名金发男子，究竟是谁？
• 被拿走的摩托车钥匙、没有找到的凶器和部分失物，去了哪里？
• Gustafsson 的鞋为什么被藏在约450至500米外，鞋上为什么只有三名死者的血？
• Hans Assmann 在6月6日早晨带着染血的衣服出现在赫尔辛基的医院，这件事到底该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