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泄漏事件

事件经过

1979年4月2日，位于莫斯科以东1450公里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据称发生了炭疽杆菌孢子的意外释放。这座城市在1970年代的工业产值里，军工占87%，民用只占13%——造坦克，造弹道导弹，也造火箭。它被称作「俄罗斯的匹兹堡」，冷战期间又是一座对外国人限制出入的「封闭城市」。

1947至1949年间，城南的19号军营区（Compound 19）建成，里面藏着一座生物武器设施。它是基洛夫（Kirov）军方生物武器主设施的分支，占用原切尔卡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步兵学院的旧址，地址是 Ulitsa Zvezdnaya 1号。研究所1949年7月19日投入运行，名称是苏联国防部卫生科学研究所。Alibek 推测，设施的建造吸收了从被俘日本科学家那里获得的技术知识。研究先从炭疽杆菌等细菌病原体起步；1951年转向肉毒毒素；1970年代，肉毒毒素的兴趣消退，重心大幅转向炭疽杆菌。1974年，机构更名为细菌疫苗制剂科学研究所。

19号军营区占地约200公顷——合2平方公里——紧贴 Chkalovskii 区南部的工业带，隔壁就是 Vtorchermet 居民区。据苏联解体后探访营区的俄罗斯电视台摄制组描述，营区分为三个区域：最外是居住区，住着科学家和家属，约7000人；中间是设有岗哨的工业区；最里面是被最后一道岗哨和铁丝网围住的特别工作区，那里有主行政楼和秘密实验室，生产单元建在地下。这些描述很可能与1979年相差不远。营区自成一体：75张床位的军医院、邮局、商店、幼儿园、学校、俱乐部、体育场、户籍登记处，甚至有自己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附近还有一座肉类加工厂，为细菌培养基提供原料。

据 Leitenberg、Zilinskas 与 Kuhn 在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著作中的说法，孢子是在1979年4月2日至3日之间，从19号军营区特别区内一栋四层楼里释放的。这栋楼据称是生产武器用干燥炭疽孢子的车间。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一套空气处理系统出了缺陷，把喷雾干燥机的废气排了出去。释放的时刻各说不一：一个俄罗斯来源称发生在4月2日晚至3日夜间；哈佛大学 Matthew Meselson 带领的调查组访谈受害者的亲友，又对照风向数据，认为很可能在4月2日白天。孢子可能形成了一道烟羽，被风带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部分城区，也带向若干村庄。

官方统计是95人感染，68人死亡——死亡率71.5%。这座封闭城市里到底死了多少人？一份俄罗斯来源补了一句：实际的死者和感染者更多。另有说法称死亡约100人。受灾最重的，是19号军营区以南的陶瓷厂：2180名职工，厂里的通风系统把室外空气抽进来，一部分送去熔炉，其余送到工人身边。此后几周，至少18名工人死亡。动物同样遭殃：城市东南方向的 Rudnii、Bol’shoe Sedelnikovo、Maloe Sedelnikovo、Pervomaiskii、Kashino 和 Abramovo 六个村庄，都出现了动物炭疽病例。

关键证据

1992年6月，Meselson 带领的西方科学家小组获准进入该地区。动身之前，当局先给了他们一份名单：68名已知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受害者。小组随后登门走访幸存的亲属，查清两件事：死者住在哪里；医院入院记录显示的炭疽粉尘可能释放的那段时间里，白天他们人在哪里。

68名死者的信息标上地图后，出现了两种结果。把受害者的住址标上去，看不出清晰的地理规律。换成工作时段所在的位置——亲属所述——就是另一回事：所有受害者，在释放发生的那一刻，都位于同一个下风向上，位置精确。住址是散的，白天的位置却指向同一条风线。

68人名单加上这张地图，是1992年调查最核心的材料。下表对照四类证据各自说明了什么。

陶瓷厂2180名职工中，至少18人死亡；厂里的通风系统把室外空气抽进车间。城市东南方向的六个村庄出现了动物炭疽。苏联当局当时的依据则不同：屠夫出现了皮下接触感染，被认为说明病原来自变质的肉。同一场疫情，两条证据链，指向两个方向。

调查与推论

苏联当局调动了医疗队进入受影响地区。他们给受影响的家庭发放四环素，对病房消毒，收走可能被污染的床单和衣物，家庭成员也逐一检查。发烧者被送往门诊，重症者转入40号医院。后来，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特别委员会接手处置；4月22日，消防员和工厂工人开始用氯溶液冲洗楼房。Chkalovskii 区约59000名符合条件的居民中，约80% 接种了苏联 STI 炭疽疫苗，疫苗由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疫苗与血清研究所生产。

1980年1月，西方得到了第一条线索：法兰克福一家不起眼的小刊物 Possev——由俄罗斯流亡者团体出版——登出一篇报道，称1979年4月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爆发过炭疽，起因是城市西南方一处军事居住区发生爆炸。此后俄方来源给出的是另一种机制：空气处理系统缺陷。

1986年，Meselson 获苏联当局批准，赴莫斯科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采访了数名苏联高级卫生官员。他事后发表的报告同意苏联的判断，认为疫情源于一家受污染的肉类加工厂，苏联的官方解释「合理，且与医学文献和人类感染炭疽的已有记录相符」。五年后的1991年10月，《华尔街日报》莫斯科分社社长 Peter Gumbel 展开调查。据转述，他采访了大量家庭、医院工作人员和医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苏联的说法「充满前后矛盾、半真半假的说辞，以及赤裸裸的谎言」。——《华尔街日报》莫斯科分社社长 Peter Gumbel，1991年的调查结论（他人转述）

叶利钦（Boris Yeltsin）与此案有另一层关系。事故发生时，他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据报道，1992年5月，他披露「我们的军事研发是起因」——但所谓的承认，其实是其自传英文版里的一条译者脚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政府至今坚持：疫情源于食物污染。

Meselson 的结论后来变了。他最初认为疫情是自然发生的，苏联当局没有撒谎，确实没有进攻性生物战计划；此后他提出，军方事故性泄漏的可能性更大。假如当时的风吹向市区，病原体可能扩散到数十万人。

余波

1992年4月，叶利钦颁布法令《关于确保履行生物武器领域国际承诺》，并希望逐步把国防部的生物武器研究所从军方管辖转向民用经济。1992至1994年间的某个时点，美国投资银行 Paine Webber 的一名代表，与俄罗斯化学和生物武器公约问题委员会成员会面，议题是与19号军营区（叶卡捷琳堡）在动物传染病和兽用疫苗上合作的可能性。

1999年，医学人类学家 Jeanne Guillemin——1992年调查队成员，Meselson 的妻子——出版全面记述这次调查的专著《Anthrax – The Investigation of a Deadly Outbreak》。2016年8月，《科学》杂志报道，北亚利桑那大学（Flagstaff）的炭疽专家 Paul Keim 及同事，尝试从两份受害者样本中测出炭疽杆菌基因组。样本由当地俄罗斯病理学家在疫情期间保存，1992年交给 Meselson，已用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DNA 严重降解。研究者仍拼出了完整基因组，并与数百个炭疽分离株比对：没有发现军方试图培育抗药或抗疫苗菌株、或对菌株做过基因改造的证据。Meselson 评论说，这是一株完全普通的菌株，但「这不代表它不凶险。它是从被它杀死的人身上提取出来的」。

2018年，Zilinskas 与 Mauger 提供了这座设施的最新状况：该研究所获得经费，翻新两处抗生素生产设施；曾经生产炭疽杆菌孢子的那栋楼经历了大规模改造，用于培养基和基质生产的楼房同样大幅翻新。位于 Pyshma 的野外试验基地也在重修，截至2015年底仍未完工。

2020年8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把三家俄罗斯军方生物研究所列入「黑名单」，理由是它们涉嫌参与俄罗斯生物武器计划；其中一家，就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这家研究所，现名第48中央科学研究所（叶卡捷琳堡）。2021年3月2日，美国再对它以及基洛夫、谢尔吉耶夫波萨德（Sergiev Posad）的关联军方生物研究所实施制裁。这起事故有时被叫做「生物武器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至于死亡人数，一说约100人，并称当局担心生物武器研发细节外泄会违反国际规定，销毁了全部记录，确切数字至今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