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JKTR-K · 开膛手杰克：1888年伦敦白教堂五宗脏器摘除命案

事件经过

1888年8月31日凌晨3时40分，马车夫查尔斯·莱克米尔在伦敦白教堂区巴克斯路（Buck’s Row）发现一名女性倒卧路边。她是43岁的玛丽·安·尼科尔斯（Mary Ann Nichols），又称”波利”。验尸官托马斯·唐纳森（Thomas Donovan）的报告记录：喉部被切断至脊椎，腹部有多处深度切口，部分小肠外露。白教堂警区随即立案，但最初将其列为普通街头命案。

9月8日清晨5时55分，木匠约翰·戴维斯走进汉伯里街29号后院，发现第二名被害人安妮·查普曼（Annie Chapman），47岁。子宫、部分膀胱壁及阴道上段被完整切除并带走，切口显示操刀者具备一定解剖学知识。距第一案仅八天，同一地区，相同的摘除手法——大都会警察厅（Metropolitan Police）开始意识到面对的可能是同一凶手。

9月30日凌晨，两起命案在同一夜发生。伊丽莎白·斯特赖德（Elizabeth Stride）的遗体于凌晨1时发现于伯纳尔街（Berner Street），喉部被割断，腹部未受损——有研究者认为凶手当晚被打断。45分钟后，在城市警察管辖的米特广场（Mitre Square），凯瑟琳·埃多斯（Catherine Eddows）被发现时，左肾与子宫已被摘除，面部遭到大范围毁损。同一夜双杀，两个警察辖区各自管辖，通讯协调严重失灵。

11月9日，第五宗也是最惨烈的一宗发生在米勒庭院13号（Miller’s Court No.13）。玛丽·简·凯利（Mary Jane Kelly）是唯一在室内遇害的被害人，年仅25岁。遗体被发现时，内脏器官被摆放在床边桌上，心脏单独放置，面部完全无法辨认。法医乔治·巴格斯特·菲利普（George Bagster Phillips）的报告长达数页，部分内容直至数十年后才对外公开。

五宗命案在伦敦东区集中于1.3平方公里——约两个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大小——的范围内相继发生。遇害者均为从事性交易的贫困女性，年龄介于25至47岁之间。大都会警察厅探长弗雷德里克·艾伯莱因（Frederick Abberline）主导调查，共审问逾2000名证人，却无一次成功将任何嫌疑人送上法庭。

关键证据

本案物证保存状况极不均衡。1888年的勘查技术尚无指纹采集规程，血型检测也需再等20年才进入法医实践。现存核心证据包括：验尸报告原件（保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MEPO 3/140）、从埃多斯遇难现场附近发现的一块围裙碎布，以及数十封”认罪信”——其中最著名的三封经语言学与笔迹分析，被多数研究者判定为伪造或记者炒作所为。

2014年，业余研究者罗素·爱德华兹（Russell Edwards）委托法医遗传学家雅里·洛赫莱纳（Jari Louhelainen）对据称属于凯瑟琳·埃多斯的围裙碎布进行线粒体DNA检测。洛赫莱纳宣称在布料上检出与嫌疑人亚伦·科斯明斯基（Aaron Kosminski）后代相符的DNA序列，并将结果发表于《法医科学杂志》。然而，2019年《法医科学杂志》上的后续审查指出，原始检测存在严重的序列翻译错误，结论不具备复现性。这块围裙碎布至今仍是争议最大的物证。

调查与推论

1888年至今，有据可查的嫌疑人超过100名，涵盖外科医生、理发师、波兰移民工人、乃至维多利亚时代的王室成员。警方当年重点调查过三名对象：波兰籍理发师科斯明斯基（Aaron Kosminski）、医生蒙太古·约翰·德鲁伊特（Montague John Druitt）以及俄裔骗子迈克尔·奥斯特罗格（Michael Ostrog）。三人均未被起诉，相关档案至1976年解密时，直接物证栏均为空白。

2014年后，查尔斯·莱克米尔成为新一轮讨论的焦点。研究者汤姆·沃德尔（Tom Wescott）与尼尔斯·丹姆拉（Nils Damsma）整理的时间线显示：莱克米尔是第一发现者，但他在询问笔录中对自己的行进路线前后陈述不一，且以本名”莱克米尔”登记出行，而以外祖父姓氏”克罗斯”出现在证词中。批评者则指出，仅凭姓名不一致与地理接近无法构成指控依据。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将自己消融于贫民窟黑暗中的人——他熟悉每一条街道，熟悉每一个受害者所处的社会位置，却对警察的盘查毫无破绽可寻。”
——弗雷德里克·艾伯莱因探长，1892年接受《帕尔摩报》（Pall Mall Gazette）采访时的陈述

法医病理学家帕特里夏·康纳韦尔（Patricia Cornwell）于2002年出版《画像》一书，投入600万美元购买沃尔特·西克特（Walter Sickert）的画作及信件进行法医鉴定，主张凶手为印象派画家西克特。线粒体DNA比对结果被她认为支持该假设，但独立法医专家普遍认为所用样本污染严重，结论不可靠。真正改变格局的，是2019年那篇反驳围裙DNA研究的论文——它不是提供了新答案，而是把一个曾被媒体广泛接受的”答案”彻底推倒。

心理侧写方面，FBI行为科学部门1988年（案发一百周年）发布的非公开评估报告认为，凶手很可能是当地居民，具备基础的屠宰或外科操作经验，作案后能迅速融入周围人群，且没有引人注意的异常行为。这份报告至今未全文公开，仅部分内容通过《信息自由法》申请获得。

至今未解

1888年11月凯利案之后，白教堂地区再无符合相同手法特征的命案被确认归入同一系列。调查于1892年正式结案，档案移交国家档案馆封存。大都会警察厅从未正式宣布该案”永久未结”，但也从未宣布破案。136年间，每隔数年便有新的”科学突破”登上头条，然后在同行审查中悄然消解。

线索断在这里：没有可靠的目击证词将任何一名嫌疑人置于所有五个现场，没有经得起复现的DNA证据，没有法庭可接受的物证链条。档案馆里存放着厚达数百页的调查卷宗，每一页都在描述已知的事实——而凶手的名字，不在其中任何一页。

• 五具遗体上相同的摘除手法，究竟代表外科训练、屠宰业经验，还是出于其他目的？
• 凯利案之后犯罪戛然而止——是凶手死亡、入狱、出逃，还是从未被纳入调查视野？
• 那块据称带有DNA的围裙碎布，保管链是否完整，它真的来自米特广场现场吗？

2024年，英国国家档案馆宣布将对部分1888年警方原始笔录进行数字化整理，预计2026年向公众开放。新的读者将读到同样的证词，面对同样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