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门计划：木头营房里的遥视部队

事件经过

1970年，美国情报部门相信苏联每年在“心灵电子学”（psychotronic）研究上花费6000万卢布。同一年，CIA 以一个名为 SCANATE（“按坐标扫描”）的新项目作为回应。1972年，遥视研究在加州门洛帕克的斯坦福研究所（SRI）开始——所谓遥视，是指凭心灵从远处“看见”事件、地点或信息的能力。物理学家哈罗德·普索夫（Harold E. Puthoff）与拉塞尔·塔格（Russell Targ）自这一年起为 SRI 测试各路灵媒，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国际名人的以色列人尤里·盖勒（Uri Geller）。

盖勒的测试结果看似成功，引起了美国国防部的兴趣。时任 ARPA 行为研究主任、空军心理学家奥斯汀·W·基布勒（Austin W. Kibler，1930-2008）中校，请俄勒冈大学心理学教授雷·海曼（Ray Hyman）前往 SRI，专门评估盖勒。海曼向政府报告：盖勒是“彻底的骗子”。普索夫和塔格因此丢掉了继续研究盖勒的政府合同，三人转而巡回宣传，寻找私人资金。

年轻的行政助理罗丝玛丽·史密斯（Rosemary Smith）被项目主任戴尔·格拉夫（Dale Graff）招募。项目方把她1976年找到一架失踪苏联间谍飞机一事，列为成功案例之一。1977年，陆军助理参谋长（情报）麾下的系统利用分遣队（SED）启动 Gondola Wish 计划，任务是“评估对手利用遥视的可能”。1978年年中，它被正式定为行动计划 Grill Flame，设在米德堡的2560号和2561号楼。

1979年初，SRI 的研究并入 Grill Flame；1983年，计划改称 INSCOM“中央车道”项目（Center Lane）。1984年，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报道了这一计划的存在，同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对它评价不佳。1985年底，陆军停止拨款——计划随即改名 Sun Streak，转由 DIA 科学与技术情报局（办公室代号 DT-S）出资。

1991年，合同的大部分从 SRI 转给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AIC），埃德温·梅（Edwin May）掌握其中70% 的承包经费和85% 的数据。保密级别从特别通道计划（SAP）降为限制传播（LIMDIS），项目拿到了最后的名字：STARGATE。梅1975年以顾问身份加入，1976年转为全职，1991年把项目带到 SAIC 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整个单位只有约15到20人，驻在一座“漏雨的旧木头营房”里。

关键证据

1995年的评审承认，实验室里观察到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效应，却不能确定这是否由误差造成。普索夫与塔格则称，客户要求的最低准确率为65%，后期实验常常超过这条线。谁的数字站得住？评审者的回答是：实验没有提供关于这一效应来源和性质的证据。

帕特·普莱斯（Pat Price）是证据链里最有画面感的一环。他是伯班克的前警察、前山达基（Scientology）成员，在 SRI 附近偶遇普索夫和英戈·斯旺（Ingo Swann）后加入项目。他拿着 CIA 提供的地图和照片，称自己能取得苏联防线后设施的信息，最出名的是一批吊车与龙门架的草图，看上去与 CIA 的情报照片吻合。当时，CIA 认真对待了他的说法。

调查与推论

1995年，国防拨款法案指令把项目从 DIA 转交 CIA 监督。CIA 委托美国研究所（AIR）做回顾性评估，评审小组主要由杰西卡·厄茨（Jessica Utts）、米娜·沙（Meena Shah）和雷·海曼组成。厄茨与海曼入选，是因为两人分属超自然争论的两端；AIR 认为二人都是“公正开明的科学家”。

厄茨的报告称，结果是心灵功能存在的证据；海曼则认为，ESP 已被证明的结论——尤其是预知——为时过早。海曼写道：

像我这样研究主观验证的心理学家，在 Stargate 数据里报告的目标匹配中，看不到什么惊人或意外之处。观察者产出的绝大部分数据模糊、笼统，而且偏离目标很远。少数看似命中的例子，正是只靠合理猜测和主观验证就会出现的结果。——雷·海曼，对项目的评审报告

评审的总结论是：即便实验室里确有统计显著效应，遥视提供的信息也“模糊而含混”，难以成为可采取行动的情报，因此继续在情报工作中使用遥视“没有正当理由”。CIA 取消了这个2000万美元的项目。

2000年，大卫·马克斯（David Marks）在《The Psychology of the Psychic》中逐项批评项目，列出六项不利的设计，包括没有排除线索或感官泄漏、没有独立重复、部分实验秘密进行而无法同行评议。他还指出，梅同时是首席研究员、裁判和“守门人”，存在利益冲突。梅拒绝公开“监督委员会”的名单，也不允许马克斯独立评判星门的记录。马克斯说：“这一拒绝表明，数据或数据挑选方法一定有问题。”他的结论是，项目不过是“主观妄想”。

戴尔·格拉夫的看法相反。他回忆，项目被宣布失败时他十分意外——在他这名调查员看来，项目一直在产出明确的成功。没有信息促成军事或情报行动并不奇怪，他说，军方和情报当局从没认真对待过这个项目，也不愿只凭星门的数据行动。麦克莫尼格尔则说：“陆军从来没有真正开放地看待超感官能力。”

余波

1995年，《时代》周刊报道，米德堡仍有三名全职灵媒，年预算50万美元，项目即将关闭。约瑟夫·麦克莫尼格尔（Joseph McMoneagle）说，项目鼎盛时有22名以上军人和文职观察者，离开的人没有补充，到1995年只剩3人，其中一人用塔罗牌。

人员的去向各不相同。阿尔伯特·斯塔布尔宾（Albert Stubblebine）少将1980年代初执掌 INSCOM，要求营长们学弯勺子，自己还试过穿墙。围绕实验的争议和平民灵媒进入保密设施的违规指控之后，他被安排退休；继任的哈里·E·索伊斯特（Harry E. Soyster）少将作风保守，陆军在星门中的参与在他任内结束。1990年代的项目负责人是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中将，他后来出任国家情报总监。

2004年的书和2009年的电影《The Men Who Stare at Goats》都写到了这一项目，但都没有点出它的名字。2017年1月，CIA 把星门的记录放上 CREST 档案库。莱斯大学的 Archives of the Impossible 由宗教学教授杰弗里·J·克里帕尔（Jeffrey J. Kripal）2014年创办，收藏了埃德温·梅捐赠的数千页解密材料，时间跨度为1972至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