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

事件经过

1968年10月2日，约1万名大学生和中学生聚集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的三种文化广场（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抗议政府的做法，听取演讲。人群里不只有国家罢工委员会（CNH）的支持者：附近住宅区的居民、路人和孩子也在场。学生们聚在奇瓦瓦大楼（Chihuahua Building）外——一栋由三个单元组成的十三层公寓楼。口号之一是：“我们不要奥运，我们要革命！”此时离1968年夏季奥运会开幕只剩十天。

事情要从7月说起。当月，两帮对立的帮派（porros）在墨西哥城中心斗殴，警方派出大批人手强行驱散。这次镇压成了导火索：学生运动迅速扩大，国立自治大学（UNAM）和国立理工学院（IPN）的大批学生对执政的革命制度党（PRI）政权不满，纷纷加入。学生成立国家罢工委员会（CNH），组织抗议，并向政府提出诉求。奥运会开幕越近，游行规模越大；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Gustavo Díaz Ordaz）手下的内政部长路易斯·埃切维里亚（Luis Echeverría），被期待维持住秩序。

10月2日下午5时55分前后，外交部（S.R.E.）大楼方向升起红色信号弹。6时15分前后，又有两发信号弹从直升机上打出，一绿一红；此时，5000名士兵、200辆小型装甲车和卡车已经把广场围住。空中有两架直升机盘旋，一架属于警方，一架属于陆军。组织者注意到军队增多，没有叫停集会。

枪声随信号弹响起。记者埃琳娜·波尼亚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在《Massacre in Mexico》一书中整理了在场者的讲述：“天空中忽然出现信号弹，所有人都不自觉地抬头。第一批枪声就是这时响起的。人群陷入恐慌，向四面八方奔跑。”国家罢工委员会试图恢复秩序，广场仍很快陷入混乱。谁先开枪？政府说，是周围公寓里的枪火促使军队进攻；学生一方说，直升机像是在向军队发出开火的信号。

随后，奥林匹亚营（Olympia Battalion）进入广场。这是一个为奥运安保设立的秘密机构，由士兵、警察和联邦安全人员组成，奉命逮捕CNH的领导人。成员的左手戴白手套或系白手帕，用来和平民区分，避免被士兵误击。上尉埃内斯托·莫拉莱斯·索托（Ernesto Morales Soto）说：“一看到空中的信号弹——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我们就要封锁那两个入口，不准任何人进出。”士兵朝附近的楼房和人群开枪，中弹的不只是抗议者，还有旁观者和孩子，意大利记者奥莉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也在其中。地上很快堆起一片倒下的人。

关键证据

10月3日早晨，报纸给出的数字是：死亡20至28人，数百人受伤，数百人被捕。《日报》（El Día）当天的头条写道：“特拉特洛尔科集会上的犯罪性挑衅造成可怕流血。”政府与媒体口径一致——抗议者先向军队开枪。这套说法此后沿用多年，直到2000年以后才被文件动摇。

2001年的一项调查披露了文件：狙击手是总统卫队（Presidential Guard）成员，接到的指令是向军队开火，以此挑起军队的反应。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墨西哥文献项目负责人凯特·道尔（Kate Doyle）在2002年的电台采访中说，现在有相当清楚的证据表明，存在一个被称为Brigada Olímpica（奥林匹亚旅）的单位，由总统卫队的特种部队组成，从广场周围的建筑里开火，而这正是引发屠杀的原因。

影像证据补上了更多位置。奥林匹亚营至少有两个连藏进附近的公寓楼，并在莫利诺德雷（Molino del Rey）楼的一间公寓里架起机枪——那里住着当时内政部长埃切维里亚的一位亲属（sister-in-law）。圣地亚哥-特拉特洛尔科教堂的屋顶上布置了多名狙击手；外交部大楼19层有一挺机枪，17层有一台摄像机。画面里，10名戴白手套的男子走出教堂，撞上士兵，士兵用武器对准他们；其中一人亮出似乎是证件的东西，随后全部被放行。

。道尔只找到44人确切遇难的证据；目击者说死者有数百人。同一天，联邦安全局负责人报告的被捕人数却是1345人。一边是有确切证据的44人，一边是估计中的三四百人——两者之间差着数百个没有被确认的人。

调查与推论

1977年，迪亚斯·奥尔达斯卸任七年后，被时任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José López Portillo）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这一任命重新点燃了关于他在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中责任的争论。4月13日启程前，一名记者对他说，这个任命“触到了痛处”。他被激怒了，答道：

“我非常自豪曾担任共和国总统、由此为墨西哥服务；但这六年里我最自豪的，是1968年这一年，因为它让我得以服务并拯救这个国家——不管你们喜欢与否……幸好我们挺过来了。要不是那样，小子，你今天也没机会坐在这里问问题。” —— 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1977年4月13日接受记者采访

1998年是事件30周年，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批准国会展开调查，但PRI政府依旧不公布相关官方文件。道尔在2002年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All Things Considered》采访时说，前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曾向军方和内政部索要文件和示威照片，却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要他别查；他继续追问，军方和内政部的回答是档案一团混乱，他们什么都没有。线索断在这里。

转折来自政权更替。2001年，终结PRI七十年统治的总统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下令公开此前保密的1968年文件。文件证实，波尼亚托夫斯卡对那个夜晚的整理是准确的。2002年，福克斯又任命伊格纳西奥·卡里略·普列托（Ignacio Carrillo Prieto）负责追诉下令者。

2003年10月，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公布了一批来自CIA、五角大楼、国务院、FBI和白宫的记录，均为依据《信息自由法》提出的申请而解密。记录显示：为回应墨西哥政府对奥运安保的担忧，五角大楼在危机前后向墨西哥运送了军用无线电、武器、弹药和防暴训练材料；CIA驻墨西哥城站从7月到10月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大学界和墨西哥政府动态的报告；屠杀前六天，埃切维里亚与联邦安全局局长费尔南多·古铁雷斯·巴里奥斯（Fernando Gutiérrez Barrios）都对CIA说，“局势很快就会完全受控”；墨西哥政府还“安排”学生领袖索克拉特斯·坎波斯·莱穆斯（Sócrates Campos Lemus）指控卡洛斯·马德拉索（Carlos Madrazo）等PRI内部异见政客资助并策划了学生运动。

这些记录能支撑什么，又不能支撑什么？它们说明：官方版本与后来公开的文件不符；开枪者中有总统卫队成员；美国政府掌握动态，并向墨西哥提供过装备与训练材料。至于第一枪由谁下令、在哪一级下令，法律上没有给出答案。2009年的裁决写得明白：证据不足，无法把埃切维里亚与这场镇压联系起来。

余波

2006年6月，84岁的埃切维里亚因此事被控种族灭绝罪（genocide），遭软禁候审。同年7月初，法官认为追诉时效已过、他不能被送审，该指控被解除。2009年3月，经过曲折的上诉程序，由三名巡回法院法官组成的法庭裁定：证据不足以把埃切维里亚与1968年10月2日对示威学生的暴力镇压联系起来，种族灭绝指控被驳回。检察官卡里略·普列托表示，会继续调查，并设法向联合国国际法院和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指控。

纪念一直在继续。1993年，事件25周年之际，广场上立起一块石碑，刻着少数遇难者的名字；最高法院内有一幅纪念这次屠杀的壁画。2008年12月，参议院决定自2009年起把10月2日定为全国哀悼日。2008年10月2日是事件40周年，墨西哥城有两路游行：一路从师范学院走向宪法广场（Zócalo），一路从国立理工学院走向事发的三种文化广场；组织者之一“68委员会”称有4万人参加。

2020年10月2日，人权、人口与移民事务副部长亚历杭德罗·恩西纳斯（Alejandro Encinas）宣布，联邦政府将从公共场所撤下参与1968年学生运动镇压和1971年El Halconazo事件的“镇压者”的名字，并提议更改以迪亚斯·奥尔达斯命名的巴亚尔塔港国际机场；他还承诺，8000箱档案（包括军方手中的）将被数字化并公开。2024年10月2日，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为这起事件发表官方道歉——她的母亲曾因谴责这场屠杀，被解除教授职务。

文化领域的记录比法庭更早。1969年，摇滚乐队Pop Music Team发行单曲《Tlatelolco》，播出几天后即遭政府严厉审查。波尼亚托夫斯卡1971年出版《La noche de Tlatelolco》，收集了幸存者的访谈、口号和标语；乔治·丰斯（Jorge Fons）的电影《Rojo Amanecer》则依据证人与受害者的证词拍成。伤亡数字至今没有统一说法：有确切证据的44人，与估计中的300至400人之间，差着数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