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华盛顿不明飞行物事件

事件经过

1952年7月19日，星期六，晚上11点40分，华盛顿国家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爱德华·纽金特（Edward Nugent）在雷达上发现7个物体。它们位于城市南偏西南15英里（24公里）处，附近没有已知飞机，也不沿任何既定航线飞行。资深管制员哈里·巴恩斯（Harry Barnes）是纽金特的上司，他也盯着那块雷达屏。他后来写道：“我们立刻意识到情况非常奇怪……它们的动作与普通飞机相比完全反常。”

巴恩斯派两名管制员检查纽金特的雷达，设备正常。他又打电话给机场装有雷达的塔台。塔台管制员霍华德·科克林（Howard Cocklin）和乔·扎科（Joe Zacko）说，他们的屏幕上也有不明光点，还看到一团悬停的“明亮光点”，随即以惊人的速度离去。科克林问扎科：“你看到了吗？那到底是什么？”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Andrews Air Force Base）距国家机场10英里（16公里）。雷达屏各个扇区都出现了物体，其中一些移到白宫和国会大厦上空，巴恩斯便打电话过去询问。基地雷达上没有异常，一名士兵却很快打来电话，报告看到怪异物体。塔台里的士兵威廉·布雷迪（William Brady）看见“一个像橙色火球、拖着尾巴的物体……和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他想通知同事，那东西已“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飞走”。

S. C. 皮尔曼（S. C. Pierman）是首都航空公司（Capital Airlines）的飞行员，当时坐在国家机场跑道上的 DC-4驾驶舱里，等待起飞许可。他先看到一个他以为是流星的东西，随后被告知塔台雷达发现不明物体正逼近他的位置。14分钟里，他观察到6个“白色、无尾、快速移动的光”。巴恩斯回忆说：“每一次目击，都对应着我们能在他飞机附近看到的光点。他报告那道光高速离去时，它在我们的屏幕上也消失了。”

凌晨3点，两架来自特拉华州纽卡斯尔空军基地（New Castle Air Force Base）的 F-94 Starfire 喷气战斗机即将飞抵华盛顿上空。就在这之前，国家机场雷达上的所有物体全部消失。战斗机燃油不足离开后，物体又回来了。巴恩斯由此相信，“不明飞行物在监听无线电通话，并据此行动”。雷达最后一次探测到它们，是在早上5点30分。

关键证据

7月26日，星期六，晚上8点15分，一架飞往华盛顿的国家航空公司（National Airlines）航班上，飞行员和乘务员看到机身上方有光点。几分钟内，国家机场的两处雷达中心和安德鲁斯基地的雷达，又都追踪到了不明物体。安德鲁斯的军士长查尔斯·E·卡明斯（Charles E. Cummings）亲眼看到这些光点，他后来说：“这些光点不具备流星的特征。没有拖尾……它们飞得比我见过的任何流星都快。”

阿尔伯特·乔普（Albert M. Chop）是蓝皮书计划的新闻发言人。他赶到国家机场，以安全为由，拒绝了几名记者拍摄雷达屏的请求。晚上9点30分，雷达中心已在每个扇区探测到不明物体：有时缓慢移动，有时掉头，横越雷达屏的速度按计算最高达每小时7000英里（11250公里）——折合每秒约3.1公里。

晚上11点30分，两架 F-94从纽卡斯尔抵达。领队约翰·麦克休（John McHugo）上尉被引导飞向雷达光点，多次尝试都一无所获。僚机驾驶员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terson）中尉却看到4个白色“光晕”，并展开追逐。他对调查人员说：“我试图在1000英尺以下接近那些目标。”又说：“我已开到最大速度……我看不到追上它们的机会，就不再追了。”据乔普回忆，地面问帕特森是否看到什么，他答：“我现在看到它们了，它们就在我周围。我该怎么办？”乔普说：“没有人回答，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告诉他什么。”

午夜之后的7月27日，五角大楼的蓝皮书联络官杜威·富尔内（Dewey Fournet）少校，与海军雷达专家约翰·霍尔科姆（John Holcomb）中尉抵达国家机场雷达中心。华盛顿国家气象站打电话告诉霍尔科姆，城市上空有轻微逆温。霍尔科姆认为，这远不足以解释雷达屏上“清晰而扎实”的回波。富尔内转述，雷达室里所有人都认为，目标很可能是固体金属物体；屏上也有天气造成的目标，但这很常见，管制员“并不理会”。

下表按先后顺序，整理了其中四份有名有姓的目击记录：

调查与推论

7月21日，星期一，蓝皮书计划负责人爱德华·鲁佩尔特（Edward J. Ruppelt）上尉在华盛顿的报纸上读到头条，才得知周末夜里的事。他同五角大楼的情报官员谈过，又花了几小时想弄一辆参谋车去调查，却被拒绝——只有将军和高级上校才能用车。有人告诉他，可以自费租出租车。他随后飞回俄亥俄州代顿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雷达专家罗伊·詹姆斯（Roy James）上尉对他说，异常天气可能造成了那些不明雷达目标。

7月26日至27日夜间的目击同样登上头版。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让他的空军助手打电话给鲁佩尔特，要求解释。杜鲁门在另一部电话上听完了整段通话，自己没有提问。鲁佩尔特想起詹姆斯的看法，答复说可能是逆温——暖湿空气盖在较冷干燥的空气之上，使雷达信号弯曲，产生假回波。他当时还没有访谈任何目击者，也没有开展正式调查。

7月29日，空军情报部门的约翰·桑福德（John Samford）少将与作战部门的罗杰·拉米（Roger M. Ramey）少将在五角大楼召开新闻发布会，规模为二战以来最大。桑福德说，目视目击可归因于对星星或流星的误认，不明雷达目标由两晚都存在的逆温造成，不是固体物体，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被问到此前是否有过类似的雷达接触，他说有“数百”次，战斗机拦截都“徒劳无功”。

支持这一解释的证词也有。一架 B-25轰炸机在7月26日至27日夜间飞过华盛顿上空，数次被引导飞向雷达上的不明目标，机组什么也没看到。一名机组成员回忆：“雷达上有个目标，结果是威尔逊航运公司（Wilson Lines）去弗农山庄的蒸汽船……雷达确实捕捉到了那艘船。”空军上尉哈罗德·梅（Harold May）在7月19日至20日夜间身处安德鲁斯雷达中心，他走出门，看到一道光在红、橙、绿之间变换，最终判断那是一颗被大气扭曲的星，“移动”只是错觉。民用航空部门 CAA 的技术开发与评估中心应空军要求分析了雷达记录，结论是几乎每次出现不明雷达目标或目视物体时，都有逆温迹象。

哈佛大学天文学家唐纳德·孟泽尔（Donald Menzel）和《航空周刊》资深编辑菲利普·克拉斯（Philip Klass）后来也主张逆温与蜃景的解释。2002年，克拉斯对记者说，1952年的雷达技术不够精密，滤不掉鸟群、气象气球或逆温之类的普通目标。他还说，也许“那两晚国家机场有两个笨管制员”，并称1970年代数字滤波器出现后，雷达上的不明飞行物目击大幅减少。

另一边的声音没有停。1966年，为康登报告做研究的迈克尔·韦特海默（Michael Wertheimer）调查此案，称雷达目击者仍然反对空军的解释。2002年，前雷达管制员科克林对《华盛顿邮报》说，他依然确信自己看到了东西：

我在雷达屏幕上看到了它，也透过窗户看到了它。——霍华德·科克林，2002年对《华盛顿邮报》谈及国家机场的目击

后续争议

1955年，鲁佩尔特在《不明飞行物报告》一书中写道，他访谈过的雷达和塔台人员，以及一些空军军官，都不同意空军的解释。7月27日凌晨3点，一架东方航空（Eastern Airlines）航班被告知有不明物体在附近，机组什么也没看到；被告知物体已移到机后，他们急转弯想看清，国家机场雷达中心却说物体在他们转弯时“消失”了。1965年，雅克·瓦莱（Jacques Vallée）在《现象剖析》中，把此案列为讨论很广、但“相当差”的案例，在研究者的档案里只算“二流”。

1952年9月24日，CIA 科学情报办公室致局长沃尔特·B·史密斯（Walter B. Smith）的备忘录写道，飞碟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公众的关注“蕴含着引发集体歇斯底里和恐慌的可能”。1953年1月成立的罗伯逊小组由物理学家霍华德·P·罗伯逊（Howard P. Robertson）主持，用4天审查蓝皮书收集的“最佳”案例，几乎全部认定没有异常或威胁，并建议空军把更多精力放在公开驳斥上。此后，蓝皮书很少公开任何未被标为“已解决”的案例。

• 空军的逆温解释，与霍尔科姆“逆温远不足以解释”的判断，哪一个更接近当晚的实际情况？
• 雷达上的光点，与皮尔曼、布雷迪等人的目视所见，究竟是不是同一批东西？
• 7月19日夜里，国家机场雷达上的物体为何在 F-94抵达前消失、战斗机离开后又返回？
• 7月26日夜里，麦克休什么也没看到，帕特森却看到4个光晕，差别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