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尔梅遇刺案

事件经过

1986年2月28日下午5点，莉丝贝特·帕尔梅（Lisbeth Palme）打电话给儿子马滕（Mårten Palme），聊起 Grand 影院正在放映的一部电影。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傍晚6点30分回到家，才听说这个计划——而此时，他已经谢绝了安全部门继续提供的贴身保护。据 Joakim Palme 说，帕尔梅出门前曾试图联系保镖小组，不知为何没有接通。晚上8点左右，全家定下来：与马滕及其女友同看瑞典喜剧《莫扎特兄弟》（Bröderna Mozart）。

晚上8点30分，帕尔梅夫妇没有随行人员，离开住所，前往 Gamla stan 地铁站。据后来的警方调查，有几个人看见他们走过，并议论首相身边没有保镖。两人乘地铁到 Rådmansgatan 站，再步行到影院，9点左右在门外与儿子会合。票已快卖完，售票员认出首相，把影院经理的座位卖给了他。事后，警方搜查了帕尔梅的住所，以及莉丝贝特和马滕的工作场所，没有找到任何窃听装置。

23点15分前后，两对人在影院外逗留片刻后分开。帕尔梅夫妇沿 Sveavägen 西侧向南，朝 Hötorget 地铁站北口走去；到 Adolf Fredrik 教堂时穿过马路，改走东侧，在一扇橱窗前停了一会儿，又经过当时位于 Sveavägen 与 Tunnelgatan 路口的 Dekorima 商店。23点21分，一个男人从背后走近，近距离向首相开枪，随后朝莉丝贝特开了第二枪。

凶手没有停留。他小跑着沿 Tunnelgatan 向东离开，登上通往 Malmskillnadsgatan 的台阶，再拐进 David Bagares gata，目击者最后看到他就在那里。帕尔梅背部中弹，莉丝贝特只被擦伤后背。救护车把两人送往约1公里外的 Sabbatsberg 医院，莉丝贝特拒绝离开丈夫。1986年3月1日0点06分，帕尔梅被宣布死亡；副首相英格瓦·卡尔松（Ingvar Carlsson）随即接任首相职务。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报警环节接连出错。23点22分20秒，一名目击者拨打紧急电话，被错接，没有转到警方。23点24分40秒，警方联系应急调度中心，接线员却说不知道有这回事。一辆恰好路过的救护车，约在23点25分被拦下，开始救治伤者。这些时间能精确到秒，靠的是调度中心无线电记录上的时间戳。

关键证据

现场留下的物证只有两颗子弹，鉴定为 Winchester-Western .357马格南穿甲弹，158格令，与帕尔梅夫妇衣物里的铅碎屑吻合。凶手用的是左轮手枪，不会自动抛壳，街上没有弹壳可供检验。弹头缺少某些特征性变形，调查人员据此判断枪管不短于10厘米——一把相当显眼的大号手枪。

这种弹药最常配 Smith & Wesson .357，搜寻因此盯住这一型号。瑞典警方先后试射了约500把马格南左轮，并重点追查案发时登记被盗的10把，其余全部找回，唯独 Sucksdorff 左轮下落不明——它1977年从电影人 Arne Sucksdorff 的斯德哥尔摩住所被盗。偷枪的人是毒贩 Sigvard “Sigge” Cedergren 的朋友；Cedergren 临终前称，案发前两个月，他把一把同型号的枪借给了克里斯特·佩特松（Christer Pettersson）。

另一把被反复提起的，是“Mockfjärd 枪”——Smith & Wesson 28型（“Highway Patrolman”）.357左轮。它1983年在 Haparanda 的入室盗窃中与91发穿甲弹一同被盗，据信同年被用于 Dalarna 的 Mockfjärd 邮局抢劫。铅同位素分析显示，抢劫中射出的一颗子弹与现场弹头成分相同。2006年秋，警方根据向 Expressen 报纸提供的线索，从 Dalarna 的一个湖里取出一把 .357左轮，序列号证实就是那把枪；2007年5月，国家法医实验室认为枪锈得太厉害，无法确认它是否用于刺杀。2021年，Paul D’Arcy 又在斯德哥尔摩西部的 Bällstaviken 河里找到另一把 .357左轮。

调查与推论

1988年12月，案发近三年后，克里斯特·佩特松被捕。他是罪犯、吸毒者和酗酒者，此前曾因一起无关的案件被判误杀罪。莉丝贝特在列队辨认中指认了他，他被判有罪；但上诉法院改判无罪，理由有三：检方拿不出凶器，没有清楚的动机，莉丝贝特的证词可靠性存疑。辨认前她被告知嫌疑人是酗酒者，在队列里说：“看得出来，谁是酒鬼。”法院认定警方安排辨认时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检察官申请再审，被最高法院驳回。

1990年代后期，又冒出对佩特松不利的说法，多来自改口的小罪犯，另有佩特松本人的一次供述。后来，首席检察官 Agneta Blidberg 考虑过重开此案，却承认仅凭供述不够：

他必须说出关于凶器的情况，因为上诉法院在判决里把这定为条件。这是唯一能作为重开案件理由的技术性证据。——Agneta Blidberg，首席检察官，谈及克里斯特·佩特松的供述

2004年9月29日，佩特松在癫痫发作时摔倒，脑出血去世。在法律上，他对这起谋杀无罪。

2020年6月10日，首席检察官 Krister Petersson 宣布，恩斯隆（Stig Engström）是最可能的嫌疑人。他被称为“斯堪地亚男”（Skandia Man），在案发地旁边的 Skandia 保险公司总部工作，2000年6月26日自杀身亡。检方没有出示直接证据，只提到他早年熟悉枪械、与反帕尔梅的圈子有交往，以及衣着与部分目击者的描述相似。因他已死，不可能再有侦查或司法措施，调查正式结案。检方同时承认，对恩斯隆的动机仍没有“清楚的图景”。这一决定遭到广泛批评。

至今未解

恩斯隆这条线，由记者 Thomas Pettersson 详细提出（此前 Lars Larsson 在2016年的书中已有此说）。2018年，他先在 Filter 杂志连载文章，又出版《Den osannolika mördaren》（意为“不太可能的刺客”）。他的依据是间接证据：若干目击者对逃跑者的描述与恩斯隆吻合，却没有任何证人在开枪之后的现场见到他，尽管他自称从一开始就在场；他对当晚行踪还提供过虚假信息。Thomas Pettersson 还认为，找到并检验凶器，或许能够确证。2025年12月，检方宣布恩斯隆不再是主要嫌疑人，调查也不会重启。

其他说法同样没有定论。1996年9月底，南非前警官 Eugene de Kock 在法庭上称帕尔梅因反对种族隔离而遇害，并点名 Craig Williamson；同年10月，瑞典警方赴南非，没能找到证据支持。斯德哥尔摩警察局长 Hans Holmér 曾逮捕一批库尔德人，PKK 这条线无果，Holmér 被撤出调查。历史学家 Jan Bondeson 则提出，案件可能与 Bofors 对印度的军火交易有关。

• 凶器在哪里——Sucksdorff 左轮为何至今下落不明？
• Mockfjärd 枪锈蚀过重，它到底有没有打出过那两颗子弹？
• 恩斯隆不再是主要嫌疑人之后，开枪的人是谁？
• 检方至今说不清恩斯隆的动机，其他说法又缺乏证据——凶手为什么要杀帕尔梅？
• 案发当晚，帕尔梅为什么没能联系上他的保镖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