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诺维也夫信件

事件经过

1924年1月22日，工党第一次在英国组阁。这是一个少数党政府——只要保守党和自由党联手，随时可以把它推倒。2月，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动用王室特权，正式承认苏联。政府还提出向苏联贷款、开放贸易，条件是苏方就战前债务达成解决——这笔债，苏联曾经拒认。这些措施在议会里遭到抵制。8月8日的英苏贸易协定，更成了保守党强烈反对的目标。

10月8日，政府在下院败北。导火索是它放弃对共产党编辑约翰·罗斯·坎贝尔（John Ross Campbell）的起诉——他因在《工人周刊》发表公开信，被依据1797年《煽动叛变法》追诉，信中呼吁士兵不要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工人同胞。自由党提出动议，要求设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政府；麦克唐纳已表明，会把投票当作不信任案。他没有辞职，而是请求乔治五世（George V）解散议会，获准。大选定在10月29日。

选举前四天，《每日邮报》刊出了一封信的全文。收信人是大不列颠共产党（CPGB）中央委员会；信中列出的发信人有三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共产国际书记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 Wille Kuusinen），以及出席执行委员会会议的英国代表阿瑟·麦克马纳斯（Arthur MacManus）。信里预言：工党政府推动的英苏关系正常化，不仅让苏联获利，还会激起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把苏联的影响扩大到整个大英帝国。

《每日邮报》刊出的全文里，最具杀伤力的是这一句：「两国关系的解决，对英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化的帮助，不亚于英国任何工业区发生一次成功的起义。」理由是，两国无产阶级建立密切联系、互派代表团和工人，就能在英国和殖民地推广列宁主义的宣传。其他右翼报纸随即转载。麦克唐纳原本没有放弃希望；信公布后，头条和公共讨论的焦点变成了国内动荡的隐患，以及一个对此毫无察觉、甚至被指同谋的政府。爆冷取胜的机会就此消失。

麦克唐纳试图质疑信的真实性，没有成功——政府官员普遍把它当成真品。他对内阁说，自己「像一个被缝进麻袋、扔进大海的人」。10月29日，结果出来：保守党增加155席，共413席；工党失去40席，保住151席；自由党失去118席，只剩40席，流失超过一百万张选票。工党的第一届政府，就此结束。

关键证据

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开了这封信的完整文本。信上的日期是1924年9月15日，抬头写作「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落款是「主席团主席」。季诺维也夫日后否认，抓住的正是这几处。

10月27日——投票前两天——季诺维也夫发表否认声明：这封信「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伪造」。他逐项指出破绽。他领导的机构从不官方自称「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名称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署名同样不对；9月15日那天，他在基斯洛沃茨克（Kislovodsk）度假，不可能签署任何官方信件。

声明直到12月，才由英国共产党的月刊《共产主义评论》（The Communist Review）刊出英文版——麦克唐纳政府早已倒台。季诺维也夫还说，他不难理解自由党—保守党阵营中的某些领导人为何要伪造文件；难以理解的是，仍由麦克唐纳掌管的外交部，为何不拒绝使用这种「白卫派的伪造品」。

1999年1月，外交部首席历史学家吉尔·贝内特（Gill Bennett）的论文发表。她的报告显示：信中的说法，与季诺维也夫在其他场合对其他国家共产党、以及对英国共产党说过的话非常相似；但在信的日期前后，英苏贸易谈判正在进行，大选迫在眉睫，季诺维也夫和苏联政府对英国宣传的态度已更为克制。

奈杰尔·韦斯特（Nigel West）提供了苏联一侧的旁证：OGPU（苏联秘密警察）对文件泄露和宣传失误总会立案调查；信件公布后，没有立案——他据此认为，它必定是伪造。伪造者似乎事先大量研究过布尔什维克的文件与签名。

调查与推论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出任首相后，内阁委员会调查了此信，结论是真品。政府没有再深查，尽管不断有人说它是伪造。11月21日，政府取消了未批准的英苏贸易协定。大约就在这时，军情五处（MI5）秘密认定，信毫无疑问是伪造；据记述，为保护自身声誉、让「工党对苏联让步」的说法延续下去，它没有告知政府其他部门——政府继续把信当作真品。

1967年，《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三名记者——刘易斯·切斯特（Lewis Chester）、费伊（Fay）和休·扬（Hugo Young）——出版专著，称俄国君主派组织「圣乔治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t. George）的两名成员在柏林写出了这封信。外交部10月10日——政府败北两天后——就收到了这份伪件。三人把保守党成员与外交部官员联手推动信件公开的过程，称为一场「阴谋」。

伊琳娜·贝勒加德（Irina Bellegarde）是其中一人亚历克西斯·贝勒加德（Alexis Bellegarde）的遗孀，她说自己目睹了伪造的过程：丈夫起草了信，起因是流亡同伴亚历山大·古曼斯基（Alexander Gumansky）告诉他，请求来自「伦敦一位有权威的人物」。古曼斯基和贝勒加德后来被苏联法庭缺席判处死刑。二战期间，贝勒加德被迫为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Abwehr）在柏林的俄国处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贝勒加德一直是英国秘密情报局（SIS，即 MI6）获取苏联情报的重要来源。一些证据还显示，他可能就是代号「Outcast」、成效极高的英国双面间谍——这意味着，他参与伪造信件时，也许已与英国情报界有很深的联系。

米利森特·巴戈特（Milicent Bagot）三年里查阅档案、访谈在世证人，写成一份长篇记述，因含敏感的行动与人事信息，最终无法公开；三十年后外交部重新审视此事，它仍是重要的参考。

1998年2月12日，外交大臣罗宾·库克（Robin Cook）宣布，委托外交部历史学家编写历史备忘录——此前，有传闻说一本依据苏联档案的新书将揭开信件真正的来源，引来媒体猜测和议会质询。贝内特不受限制地查阅了外交部、SIS 与 MI5的档案，还去了莫斯科。她的结论只有一句：

「无法断定是谁写了季诺维也夫书信。」——吉尔·贝内特，1999年外交部报告结论

贝内特的最佳推测是：信由白俄情报圈子委托，在柏林或波罗的海国家的伪造者制作，最可能在里加（Riga）；随后被泄露给报界，可能经由军情六处之手。关于军情六处特工戴斯蒙德·莫顿（Desmond Morton），据称她说过：「我怀疑莫顿是否认为它是真的，但他把它当成真的来对待。」2006年另一本间谍史著作，则把作者算在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Vladimir Orlov）头上——他曾是弗兰格尔男爵（Baron Wrangel）在俄国内战期间的情报人员。几种说法并存，贝内特本人的结论仍是「无法断定」。

余波

1924年大选的数字，和当年的说法并不一致。多数历史学家如今认为，信对工党票数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工党的得票率还略有上升——不过主因是它比上一次多在87个选区推出了候选人。真正受伤的是自由党：1922年它被工党取代，失去第二大党的位置，此时沦为小党。信帮助保守党把受红色恐慌惊吓的选民，从日渐萎缩的自由党阵营里拉了过来，换来议会里的大多数。

保守党政治家罗伯特·罗兹·詹姆斯（Robert Rhodes James）称，这封信给了工党「一个绝佳的失败借口」，政府在短短任期里暴露的不足因此可以被忽略。A. J. P. 泰勒（A. J. P. Taylor）认为，工党此后多年把败选归咎于信件，而没有面对失业、与工会关系这些政策缺陷，等于推迟了他眼中必需的改革。

1967年的一项英国研究走得更远：它认为工党在1924年10月无论如何都会输，信的主要后果落在英苏关系上。研究写道，信使各方的态度强硬起来，而且是在苏联日趋愿意与资本主义世界往来的时候。

2017年，英国政府表示丢失了一份有关这起事件的档案，也无法确定是否留有副本。2018年，贝内特出版《季诺维也夫信件：永不死去的阴谋》（The Zinoviev Letter: The Conspiracy that Never Dies）。信是伪造的，历史学界已有共识；执笔者是谁，至今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