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灵裹尸布

事件经过

1353年，法国中北部的利雷村（Lirey）建起一座小型教士会教堂，出资人是当地领主、骑士若弗鲁瓦·德·沙尔尼（Geoffroi de Charny），他1356年死于普瓦捷战役。教堂教长罗贝尔·德·凯拉克（Robert de Caillac）在这里展出一块长布，布上是耶稣遍体鳞伤的身体。展出时间，一说1354年，另一说约1355年。有据可查的历史，从这里才算开始。

1389年，特鲁瓦主教皮埃尔·达尔西（Pierre d’Arcis）给对立教宗克莱芒七世（Clement VII）上书，称这块布是“以巧妙的方式人工绘制而成”，并说前任主教亨利·德·普瓦捷（Henri de Poitiers）已查出作画的艺术家。备忘录的日期，另有说法是1390年。克莱芒七世1390年发出四道敕书：允许继续展出，但必须当众声明，这只是为表现或模仿裹尸布而作的绘画或画板，不是耶稣的真裹尸布。

1415年，百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这块布被运出利雷教堂，打算暂存蒙福尔城堡避险。沙尔尼骑士的孙女玛格丽特·德·沙尔尼（Marguerite de Charny）随后接管，在杜省的圣伊波利特教堂展出，还带着它到希迈（Chimay）和蒙斯（Mons）巡展。她拒绝归还，引发诉讼。1453年，她把布转让给萨伏依公爵路易；1457年，贝桑松教廷因她出售裹尸布、无视利雷教士会的权利，将她逐出教会。

1532年，尚贝里的礼拜堂起火。熔化的银水从圣物箱滴落，穿透了折叠的层层布料，留下一组对称的孔洞，图像部分受损不大。克拉拉贫女会的修女后来在孔洞上缝了补丁：14块大三角形补丁、8块小补丁。1578年，公爵伊曼纽尔·菲利贝托（Emmanuel Philibert）下令把它运往新都都灵，此后一直留在那里。1694年，布被移入建筑师瓜里诺·瓜里尼（Guarino Guarini）设计的礼拜堂，塞巴斯蒂安·瓦尔弗雷（Sebastian Valfrè）同年又做了修补。

1983年，前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二世（Umberto II）去世，遗嘱把裹尸布留给教廷，所有权由萨伏依王室转到天主教会。1993年，它从礼拜堂移入都灵主教座堂。1997年4月11日，一场可能是纵火引起的火灾威胁了它。2002年，教廷下令修复，三十块补丁和衬布被拆下，布的背面不再被遮住，得以拍照扫描；2004年，人们在背面发现了一幅淡淡的身体局部影像。

关键证据

1898年5月28日，摄影师塞贡多·皮亚（Secondo Pia）获准拍摄裹尸布，当天拍下它的第一张照片。在黑白底片上，人像比天然的棕褐色更清晰——科学界的研究由此展开。1902年，伊夫·德拉热（Yves Delage）研究后宣称人像在解剖学上无可挑剔，此后的研究者对此看法不一，有人支持，有人指为伪作。1931年，朱塞佩·恩里（Giuseppe Enrie）再次拍摄，结果与皮亚相近；1978年，又有人拍了紫外线照片。

这块布长约4.4米、宽约1.1米，用亚麻纤维织成三比一人字斜纹。线的标称直径0.15毫米，组成它的亚麻纤维只有10至20微米粗。人像只附着在最上层的两三根纤维表面，深入外层细胞约200纳米；经纬线交叉处的下方没有图像。正面像长1.95米，背面像长2.02米，两者吻合一具长约1.75米的躯体。

下表列出四项检测。

1983年，法医皮埃尔路易吉·拜马·博隆（Pierluigi Baima Bollone）称鉴定出 AB 型人血，并检出血清、芦荟和没药的痕迹。艾伦·阿德勒（Alan Adler）和凯利·凯尔斯（Kelly Kearse）后来质疑：早期检测方法无法确认古代人血。截至2025年，布上的血是否来自人类，甚至灵长类，仍未被科学证明。

调查与推论

1980年6月，麦克龙退出 STURP，把手里的胶带样本全部交还雷蒙德·罗杰斯（Raymond Rogers）。他此后继续主张布是14世纪的画作，布上没有真血，1996年出版《都灵裹尸布的审判日》一书；2000年，美国化学会授予他分析化学国家奖。STURP 的其他成员认为，布上的图像无法用颜料解释；约翰·赫勒（John Heller）和艾伦·阿德勒同样在布上找到氧化铁，但认为铁不是成像的来源。

1988年的放射性碳定年，用的是从布的一角取下的样本。质疑者提出过三种解释：样本是中世纪的“隐形修补”、生物污染、一氧化碳。这三种假说，都已被科学驳斥。多项统计再分析发现，三家实验室的数据不够均匀；2020年的分析指出，把其中两家的结果调整10年，就能消除不均匀，调整88年则能让全部结果在统计上一致。专家仍认可原定年结果有效。

1978年，乔·尼克尔（Joe Nickell）提出，人像可能是用浮雕拓印出来的：把湿布裹在浅浮雕上，干后用粉状颜料拍打。2005年，雅克·迪科斯坦佐（Jacques di Costanzo）用氧化铁和明胶在浅浮雕上复制出相似的面部图像，耐洗，耐250摄氏度高温，也不怕多种强化学药剂。2009年，卢伊吉·加拉斯凯利（Luigi Garlaschelli）称只用中世纪技术做出了等大复制品；朱利奥·方蒂（Giulio Fanti）则说，这种技术似乎无法产生原图的最关键特征。

1998年，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谈到这些争论时说：

“由于这不是信仰问题，教会没有特别的资格就这些问题作出裁断。她把继续调查的任务交给科学家，好让与这块布有关的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约翰·保罗二世，1998年

至今未解

2010年4月10日至5月23日，裹尸布第18次公开展出，教会方面称参观者超过200万人。2013年3月30日圣周六，高清图像通过多个网站和电视直播，这是40年来的第一次；教宗方济各在讯息中称它是“一个人的象征”，但没有断言它的真实性。2015年4月19日至6月24日，它再次在主教座堂展出，免费，但要预约。

裹尸布平放在铝制支架上，装在防弹层压玻璃的密封罩里，罩内充99.5% 的氩气和0.5% 的氧气。2002年的修复也受到批评，被指造成了损伤。至于图像是怎么形成的——现有实验各自复制了其中一部分特征，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同时复制全部宏观和微观特征。教会的立场没有变：既不认可，也不否定它是耶稣的裹尸布。

• 布上的图像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 2002年修复是否对布造成了损伤？
• 布上的血迹是否来自人类，甚至灵长类？
• 三家实验室的定年数据为何不够均匀：是取样处的异常，还是清洗方法不同？
• 布上检出的多地区植物与人类 DNA，对应的是怎样的流转路径？
• 1204年君士坦丁堡洗劫中失踪的那块裹尸布，是否就是今天的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