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波第街14号：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十年

事件经过

1950年6月17日，艾希曼从热那亚（Genoa）乘船出发，7月14日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证件上的名字是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这套身份由奥地利主教阿洛伊斯·胡达尔（Alois Hudal）主持的组织帮他办理。一路上，他住的是被当作安全屋的修道院。

1945年战败后的五年里，他一直在逃。他是前党卫军中校，战时负责协调把数百万犹太人遣送往占领区的隔都和灭绝营。他被美军抓获，用假名奥托·埃克曼（Otto Eckmann）关在几座营地；身份被识破后，他从沙姆（Cham）的劳动小队逃走，改名奥托·海宁格（Otto Heninger），最终在吕讷堡荒原（Lüneburg Heath）住到1950年。

1950年抵达后，他先在图库曼省（Tucumán Province）为一家政府承包商做事；1952年把家人接来，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后来进了梅赛德斯-奔驰，升到部门主管。加里波第街14号（今6061号）的房子，一家人1960年才搬进去。

1960年5月11日，拉菲·艾坦（Rafi Eitan）带领的八人小组在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动手——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以北20公里的工业社区。他们4月就到了，摸清他每晚坐公交回家的时间，打算在他沿一片空地走向住所时下手。那天他没坐惯常的班次，计划差点取消；约半小时后，他从另一班车上下来。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金（Peter Malkin）用西班牙语问他有没有空，艾希曼受惊想走，另两人赶到，三人把他按倒在地，抬进汽车，藏在毯子下。

九天里，他被关在一处摩萨德安全屋，身份得到确认。5月20日近午夜，扮成空乘的以色列麻醉师约纳·埃利安（Yonah Elian）对他实施镇静。小组事先用他的照片做了假护照，名字是“泽夫·齐赫罗尼”（Zeev Zichroni）。他被带上的，是几天前送以色列代表团赴五月革命150周年庆典的同一架以色列航空飞机。飞机在达喀尔（Dakar）加油，5月22日抵达以色列；次日下午，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向议会宣布艾希曼已被捕。

关键证据

1956年底起，纳粹流亡记者威廉·萨森（Willem Sassen）为写传记，对艾希曼做了为期四个月的访谈，留下录音、文字稿和手写笔记。艾希曼承认，他知道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人正被杀害。萨森问：“你说的‘最终解决’，是指他们应该被消灭吗？”艾希曼答：“是。”录音到2022年才公开；耶路撒冷的审判中，被采纳为证据的只有他的手写笔记。

洛塔尔·赫尔曼（Lothar Hermann）是1938年移居阿根廷的德国犹太人。1956年，他的女儿西尔维娅（Sylvia）开始和克劳斯·艾希曼（Klaus Eichmann）约会，后者常自夸父亲的纳粹往事。西尔维娅受父亲之托上门探查，开门的是艾希曼本人，自称是克劳斯的叔叔——克劳斯随后赶到，叫了他一声“父亲”。赫尔曼此前已向西德黑森州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报信。

1960年2月18日，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把私家侦探偷拍的艾希曼家人照片交给摩萨德。当时没有艾希曼的近照，他的兄弟奥托据称与他相貌相似。最后一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特工偷拍“克莱门特”，把他耳朵的形状同党卫军档案里的照片相比，认定是同一个人。下表列出几类关键材料。

56天里，控方用数百份文件和112名证人陈述案情，不少证人是大屠杀幸存者。总检察长吉迪恩·豪斯纳（Gideon Hausner）没有听从警方只传30人的建议；112人里，战时见过艾希曼的只有14人。控方还证明，艾希曼去过海乌姆诺（Chełmno）灭绝营、奥斯维辛和明斯克（Minsk），并在明斯克目睹一次对犹太人的集体枪杀。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在纽伦堡作证说，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要他从艾希曼那里接收执行“最终解决”的全部操作指示。

调查与推论

弗里茨·鲍尔不信任德国警方和司法系统，怕走漏风声，1957年直接把消息交给摩萨德局长伊塞尔·哈雷尔（Isser Harel）。哈雷尔派人监视，起初没有确凿证据；鲍尔请求德国政府向阿根廷引渡艾希曼，被拒绝。1960年3月1日，哈雷尔派以色列国家安全局（Shin Bet）首席审讯官兹维·阿哈罗尼（Zvi Aharoni）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几周调查后确认了艾希曼的身份。

走引渡行不行？阿根廷过去一再拒绝引渡纳粹战犯，总理本-古里安便不提交多半无果的请求，决定直接抓人。行动期间，哈雷尔还想找奥斯维辛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摩萨德得到的情报说他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希望同机带回。门格勒已搬离最后一处已知住所，线索中断，计划作罢。艾坦2008年对《国土报》（Haaretz）说，小组决定不追门格勒，是怕危及抓艾希曼的行动。

2006年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文件显示，艾希曼被捕让 CIA 和西德联邦情报局（BND）感到不安：两家机构至少两年前就知道他藏在阿根廷，却因不符合冷战利益没有行动，并担心他的证词会牵出西德国家安全顾问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后者曾参与起草包括《纽伦堡法》在内的反犹法律。“CIA 知情并隐瞒”的说法也受到质疑：特别调查员埃利·罗森鲍姆（Eli Rosenbaum）指出，1958年一份不可靠的 CIA 线报称艾希曼生于以色列、住在耶路撒冷，并用了错误的化名“克莱门斯”。

亚古尔（Yagur）一处设防的警察局关了艾希曼九个月，每天审讯，笔录超过3,500页。审讯官是警方总督察阿夫纳·莱斯（Avner Less）。每当证据迫使艾希曼承认做过什么，他就强调自己在纳粹体系里没有权力，只是服从命令；莱斯记下的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罪行的严重，也毫无悔意。2016年公开的赦免请求里，他写道：

“必须在负有责任的领导者，和我这样被迫充当领导者手中工具的人之间划一条线。我不是负责的领导者，因此不觉得自己有罪。”——艾希曼，致以色列总统伊扎克·本-茨维（Yitzhak Ben-Zvi）的赦免请求，2016年公开

余波

1960年6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38号决议，认定阿根廷主权遭到侵犯，要求以色列作出赔偿；以色列代表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此前称，行动者是私人而非特工。8月3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承认主权被侵犯，同时同意结束争端。阿根廷国内，包括塔夸拉民族主义运动（Tacuara Nationalist Movement）在内的极右势力掀起一波反犹浪潮。

1961年4月11日，审判在耶路撒冷开庭；12月12日宣读判决，艾希曼15项罪名全部成立，15日被判死刑。法官认为他不只是服从命令，而是全心相信纳粹事业的关键执行者；判决同时不认定他亲手杀人，也不认定他指挥或控制过别动队。上诉1962年3月22日至29日审理，5月29日最高法院驳回。

1962年6月1日零点过几分，艾希曼在拉姆拉（Ramla）的监狱被绞死，执行者是狱警沙洛姆·纳加尔（Shalom Nagar）。据报道，他的遗言是：“德国万岁，阿根廷万岁，奥地利万岁……我准备好了。”几小时内遗体火化，骨灰由以色列海军巡逻艇撒入地中海，地点在以色列领海之外。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纽约客》报道审判，并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把他称作“平庸之恶”的化身，因为他看上去个性普通，既无愧疚也无仇恨。2011年，贝蒂娜·施唐内特（Bettina Stangneth）依据萨森访谈和艾希曼流亡期间的笔记提出相反看法：他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反犹者，刻意为法庭塑造了面目模糊的官僚形象。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黛博拉·利普施塔特（Deborah Lipstadt）等历史学家得出相近结论。艾希曼的小儿子里卡多（Ricardo Eichmann）说，“服从命令”的说法不能为父亲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