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奇委员会：1975年的情报之年

事件经过

1974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头版刊出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的长篇报道，披露中央情报局在 Operation CHAOS 行动中收集美国公民的政治活动情报。这不是第一声警报。1970年1月，陆军情报官员克里斯托弗·派尔（Christopher Pyle）已披露陆军监视美国平民；参议员萨姆·欧文（Sam Ervin）对军方监视的调查，又带出更多内容。

1975年1月27日，参议院以82票对4票批准成立这个委员会。它的正式名称是「美国参议院研究政府情报活动特别委员会」，外界习惯称它丘奇委员会——主席是爱达荷州民主党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调查对象有四家：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联邦调查局（FBI）和国税局（IRS）。

1975年这一系列调查被称作「情报之年」（Year of Intelligence）。同一年，众议院有派克委员会（Pike Committee），总统层面有洛克菲勒委员会（Rockefeller Commission），几条调查线并行。丘奇委员会的工作，最终促成了常设的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1975年5月9日，委员会决定传唤代理中情局局长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当天，福特总统的高级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菲利普·布肯（Philip W. Buchen）和约翰·马什（John Marsh）——起草建议：科尔比只做简报，不作证；只谈总体议题，具体秘密行动除「现实的假设情形」外一律回避。但委员会有权召集听证并要求作证。福特和顾问们随后与科尔比会面，替他备战。

科尔比作证时说：「这两个月已让美国情报界身处危险。任何提到中情局的新闻——哪怕只涉及中情局完全合法的活动——都会引发近乎歇斯底里的兴奋，让人怀疑美国还能不能开展秘密情报行动。」1976年4月，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分六册出版，另有七卷听证记录。

关键证据

委员会披露的项目不止一个。MKULTRA，对美国公民下药，作为控制思想的人体实验；COINTELPRO，监视并渗透美国的政治与民权组织；Family Jewels（家族珠宝），一组记录中情局可能违法、不当或敏感活动的报告；还有据称在冷战早期通过招募记者来操纵新闻媒体的 Operation Mockingbird。

HTLINGUAL 邮件项目最为直观。委员会查明，从1950年代起，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拦截、拆开并拍摄邮件，到1973年项目停止时，数量超过21.5万件。它挂在「邮件封面」（mail cover）制度之下——政府无需搜查令、无需通知当事人，就能记录信封或包裹外部的全部信息，包括寄件人和收件人。

中情局特别小心，不让美国邮政局察觉：特工把邮件转移到私人房间拆开；有时把信封塞进公文包或大衣口袋，夜里再拆。

SHAMROCK 的跨度更长。从1945年到1970年代初，主要电信公司把通信流量交给 NSA，这些信息直接汇入「监视名单」（Watch List）。名单上的人物资料编成所谓「押韵词典」（Rhyming Dictionary），峰值时收录数以百万计的名字——其中数以千计是美国公民。

名单上的知名人物包括乔安妮·伍德沃德（Joanne Woodward）、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拉尔夫·阿伯纳西（Ralph Abernathy）——连丘奇本人也在其中。几项主要发现的规模，列表如下。

委员会的报告合起来，被认为是向公众公开的最全面的情报活动审查。多数内容当时仍是机密，但在1992年的《约翰·肯尼迪遇刺记录收藏法》（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ssassination Records Collection Act of 1992）之下，有超过5万页被解密。

调查与推论

中期报告《涉及外国领导人的暗杀指控》（Alleged Assassination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先于最终报告发表，涉及的人物包括扎伊尔的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南越的吴廷琰（Ngo Dinh Diem）、智利的勒内·施奈德将军（René Schneider）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

福特总统要求参议院不要公布这份报告，没有成功。在委员会的建议与压力下，福特签署第11905号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政府认可的暗杀外国领导人；1981年，里根总统的第12333号行政命令取代了它。委员会还做了七项隐蔽行动的案例研究，只有智利一项公布，题为《Covert Action in Chile: 1963-1973》，其余六项应中情局要求保密。

1963年11月22日的肯尼迪遇刺案，委员会同样查过：询问50名证人，查阅3,000份文件，重点是 FBI 和 CIA 的行动，以及它们对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的支持。委员会提出一个问题：针对古巴等地政治领导人的暗杀计划，与这位第35任总统遇刺之间，是否可能有关联。它批评联邦机构没有尽到职责，认为对遇刺案的调查存在缺陷，并参与创建了1976至1979年的众议院暗杀问题特别委员会（HSCA）。

1975年8月17日，丘奇在 NBC《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上谈到 NSA，却没有说出它的名字。他说：

「……这种能力随时可能被掉转过来对准美国人民，到那时，没有一个美国人还有隐私可言：它能监控一切——电话、电报，都一样。无处可藏。……我不想看到这个国家跨过那座桥。……我们必须确保这个机构，以及所有掌握这类技术的机构，都在法律之内、在适当监督之下运作，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越过那个深渊。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深渊。」——弗兰克·丘奇，1975年8月17日，NBC《会见新闻界》

NSA 自己解密的历史写到，委员会帮助查出了监视名单。1975年，委员会还决定单方面解密 SHAMROCK 的细节，福特政府表示反对。NSA 这个信号情报机构的存在，由此第一次得到官方向公众的确认。

余波

福特签署的11905号行政命令写明：「美国政府雇员不得从事或合谋从事政治暗杀。」丘奇批评这一步，理由是任何未来的总统都能用另一道行政命令轻易推翻或修改它。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随后签署第12036号行政命令，在某些方面扩大了11905号命令。

1977年，记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滚石》杂志撰文，称中情局与媒体的关系远比委员会披露的广泛。他说，委员会掩盖了此事，因为它会暴露1950至1960年代与美国新闻界一些最有权势的机构和个人之间「令人尴尬的关系」。

保守派杂志《美国观察家》（The American Spectator）编辑 R. Emmett Tyrrell Jr. 则写道，委员会「出卖了中情局特工和行动」。但委员会并未拿到特工姓名，也就没有名字可以公布——后来的中情局局长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证实了这一点。参议员吉姆·麦克卢尔（Jim McClure）仍在1980年大选中用上了这个指控。那一年，丘奇落败。

9·11袭击之后，委员会的工作又被指责，说它导致立法削弱了中情局收集人力情报的能力。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弗雷德里克·A·O·施瓦茨（Frederick A. O. Schwarz Jr.）与 Aziz Z. Huq 合著一书回应，抨击布什政府借9·11提出「君主式主张」，称这类主张「在北大西洋这一侧前所未有」。2006年9月，肯塔基大学举办论坛「谁在监视间谍？」，委员会成员沃尔特·蒙代尔、沃尔特·「迪」·哈德尔斯顿（Walter Huddleston）与施瓦茨同台，讨论委员会的工作、历史影响及其与当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