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皮书计划

事件经过

1947年底，标志计划（Project Sign）在空军器材司令部司令内森·F·特文宁将军（Nathan F. Twining）的要求下启动，总部设在俄亥俄州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导火索，是此前一连串广受报道的飞碟目击，其中包括肯尼斯·阿诺德（Kenneth Arnold）的报告。官方上，标志计划对成因没有定论。

但据后来出任蓝皮书首任负责人的爱德华·J·鲁佩尔特上尉（Edward J. Ruppelt）说，标志计划1948年夏末写成的《情势估计》（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认为：飞碟是真实的飞行器，既非苏联所造，也非美国所造，很可能来自地外。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Hoyt Vandenberg）以缺乏实物证据为由驳回，并解散了标志计划。1948年底接棒的怨恨计划（Project Grudge）被批评带有“揭穿”使命：它称所有不明飞行物都是自然现象或误认，却也写明有23% 的报告无法解释。

1952年3月，蓝皮书计划取代怨恨计划。据鲁佩尔特说，1951年底有几位权势很大的空军将领对调查现状不满，查尔斯·P·卡贝尔将军（Charles P. Cabell）是其中之一。“蓝皮书”取自部分高校考试用的蓝色答题册——鲁佩尔特的解释是，高级军官如此盯着这个项目，仿佛它是一场大学期末考。项目同时升格，设立空中现象科（Aerial Phenomenon Branch）。

鲁佩尔特是首任负责人：二战期间在陆军航空队立功，战后取得航空学位。“不明飞行物（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一词由他正式提出，取代“飞碟”“飞盘”等旧称，理由是更中立、更准确。他简化了报告流程，希望减轻目击者承受的污名与嘲笑；他让人制定标准问卷，便于统计分析；每个空军基地都设一名蓝皮书军官，把报告转交给他。他自己写道，项目初期就开除了三个人——不是“太相信”，就是“太不相信”某种假说。

这样的日子很短。1953年2月，鲁佩尔特暂时调离；几个月后回来，十多人的团队只剩两名下属。他请求调离，并于1953年8月离任。此后的继任者，据称不是冷淡，就是对飞碟抱有敌意，或者被经费和支持不足拖住了手脚。转折，要从1953年1月14日的一次会议说起。

关键证据

蓝皮书留下的最大一份数据，是《蓝皮书特别报告第14号》。1951年12月下旬，鲁佩尔特与总部设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巴特尔纪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会面，请他们帮空军把调查做得更科学。标准化的报告表格出自该所之手；1952年3月下旬起，研究所把现有报告的约30项特征编码到 IBM 穿孔卡上做计算机分析。

报告1954年完成时，已分析约3200个案例，被认为是同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4名分析员把案例分成“已知”“不明”“资料不足”三类：判“已知”，只需两人独立同意；判“不明”，四人必须全部同意。后者的门槛苛刻得多。几组关键数字如下：

案例质量越高，越容易被判为“不明”：“优秀”案例中35% 为不明，最差的案例只有18%。“已知”案例里，86% 是飞机、气球或天文现象；被判为心理因素或“怪人”报告的，仅占全部案例的1.5%。

矛盾出在结论上。报告摘要称，不明飞行物报告“极不可能”代表超出当代认知的技术发展。包括布鲁斯·马卡比（Bruce Maccabee）在内的多位研究者指出，分析员的结论常与自己240张图表中的统计结果相悖。1955年10月公布时，空军称该报告科学地证明了飞碟不存在，并把“不明”说成只占3%——而实际数字是22%。

调查与推论

1952年7月，华盛顿国家机场附近出现一系列雷达探测与目视目击重合的事件。中央情报局随后召集了一个由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家 H. P. 罗伯逊（H. P. Robertson）领衔的科学家小组，成员有物理学家、气象学家、工程师和一名天文学家——同时是蓝皮书科学顾问的海尼克（J. Allen Hynek）。小组1953年1月14日首次开会，用12个小时审阅了六年的资料。结论：多数报告有平凡解释，其余的只要继续调查也都能解释——但不值得花这个力气。

小组还提出建议：低质量、无法核实的报告正在堵塞情报渠道，可能让真正的常规威胁被漏掉，所以空军应当淡化飞碟话题，并借助大众媒体（包括华特·迪士尼公司）、心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名人来“揭穿”；民间飞碟团体则“应受到监视”。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是在用官方宣传和监视引导舆论。1953年12月，陆海空三军联合条例第146号规定，军人向未获授权者谈论机密飞碟报告属于犯罪，最高可判两年监禁和/或罚款1万美元。

罗伯逊小组的建议随即落地。1953年2月，空军发布200-2号条例：基地军官只有在案件已被“解决”时才能公开讨论，未解决的一律归入机密。同月成立的防空司令部第4602航空情报勤务中队接手重要案件，蓝皮书只剩琐碎报告。1956年乔治·T·格雷戈里上尉（George T. Gregory）接任后，据记述靠改标签压低数字：“可能”升为“很可能”，“很可能”升为确定——可能的彗星成了很可能的彗星，很可能的彗星则被直接定为误认的彗星。

1963年8月，赫克托·昆塔尼拉少校（Hector Quintanilla）接任。1966年4月17日凌晨约5点，俄亥俄州雷文纳（Ravenna）附近，警官戴尔·斯保尔（Dale Spaur）和威尔伯·内夫（Wilbur Neff）发现一个银色盘状物体，底部发出强光，高度约1000英尺。他们开始追赶，其他辖区的警察也加入；约30分钟后，追逐在约85英里外的宾夕法尼亚州弗里登（Freedom）附近结束。5天后，昆塔尼拉在只访谈了其中一名警官、没有访谈任何其他地面目击者的情况下宣布：警察先追的是一颗通信卫星，后来追的是金星。警官们强烈反对；海尼克在异议中称这一结论荒谬。

“空军在这个社区已经大大失去威信……一旦受托保护公共福祉的人不再认为民众承受得起真相，民众也将不再信任政府。”——俄亥俄州众议员威廉·斯坦顿（William Stanton）

余波

1966年，康登委员会（Condon Committee）成立，名义上是中立的科学研究机构，主任为爱德华·U·康登（Edward U. Condon）；部分成员指责他有偏见。它的结论是：飞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虽然仍留下少数无法解释的案例，进一步研究也不太可能带来重大成果。国家科学院审阅了这份报告。

随后，空军部长罗伯特·C·西曼斯（Robert C. Seamans, Jr.）宣布蓝皮书即将关闭，理由是继续出资“无论从国家安全还是科学利益看都无法成立”。官方认定的最后一天是1969年12月17日。研究者布拉德·斯帕克斯（Brad Sparks）则引用 NICAP 1970年5月号刊物，称实际最后一天是1970年1月30日，空军为避免此事延续到第四个十年而改动了官方档案中的日期。档案送往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戴维·谢伊少校（David Shea）后来称选这里是因为“容易到达，但不太吸引人”。

空军的结论共三条：没有任何不明飞行物显示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没有证据表明“不明”案例代表超出当代科学认知的技术；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外星飞行器。档案可依《信息自由法》查阅，但所有目击者的姓名和个人信息均已涂黑。2003年4月，空军表示没有重建官方飞碟研究计划的打算；然而2017年12月披露，一项名为“先进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AATIP）的秘密研究，在2007至2012年间获得了2200万美元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