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纵火案：1933年柏林大火与范德吕伯的真相之争

事件经过

1933年2月27日，星期一，晚上9点14分，柏林消防队接到国会大厦的火警。消防员赶到时，大楼已被火焰吞没；据称几处同时起火，主议会大厅还发生了爆炸。到11点30分，火被扑灭，大楼大部分烧毁。警察入内搜查，找到并逮捕了马里纳斯·范德吕伯（Marinus van der Lubbe）——一名失业的荷兰建筑工人，共产主义者，不久前才到德国。

起火时，希特勒正在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公寓吃晚饭。戈培尔接到急电，先当成「无稽之谈」挂断，第二通电话之后才告诉希特勒。两人乘车赶到国会大厦，火已近尾声。普鲁士内政部长戈林（Hermann Göring）迎上来，对希特勒说：「这是共产党人的暴行！其中一名共产党罪犯已被逮捕。」

希特勒称这场火是「上帝的信号」，说它标志着共产党暴动的开始。次日，他又称这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犯下的最骇人的恐怖行为」。起火那天距他1933年1月30日宣誓就任总理，正好四周；议会选举定在3月5日。《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向读者转述政府的看法：国家和民族面临危险，这种危险过去存在，现在仍然存在。

2月28日，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应希特勒之请，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签署《保护人民和国家的帝国总统令》。法令暂停了人身保护令，以及言论、新闻、结社、集会的自由和邮电秘密。这些权利在纳粹统治期间再未恢复。共产党议员全部被捕，共产党国会党团主席恩斯特·托尔格勒（Ernst Torgler）也在2月28日向警方自首。

柏林消防局局长瓦尔特·根普（Walter Gempp）当晚亲自指挥灭火。3月25日，他因提交了暗示纳粹牵涉的证据被免职。他说，消防队接到通报的时间被延误，自己也被禁止动用手头的全部资源。1937年，他以滥用职权被捕入狱；1939年5月2日，他在狱中被勒死。

关键证据

现场留下的物证并不多。警察和消防员在废墟里清点出20束未烧尽的易燃物。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据庭审中专家的证词写道：主要火点用了大量化学品和汽油，一个人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带进大楼，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点燃这么多分散的地点；而范德吕伯身上只有一件衬衫可当引火物。这是他的推论，并非法庭认定。

另一件「证据」后来被证明并不存在。戈林在2月28日说，范德吕伯被捕时身上有护照和共产党党员证。1933年11月4日，季米特洛夫当庭追问：三名逮捕并讯问范德吕伯的官员都说没有搜到党员证，消息从何而来？戈林回答，是一名负责官员报告的，当晚无法核实，就当作事实发布了。他还补了一句：这次审判似乎已经证明，范德吕伯身上并没有这张证件。

2019年7月，德国媒体公布了一份1955年的宣誓证词。作证者是前纳粹冲锋队员马丁·伦宁斯（Martin Lennings，1904-1962）。他称，那天夜里他和同队的人把范德吕伯从医务所送到国会大厦，当时就闻到「奇怪的焦味」，浓烟正涌过各个房间。证词在弗里茨·托比亚斯（Fritz Tobias）的遗稿中被找到，存放于汉诺威的地方法院档案。

调查与推论

1933年7月，范德吕伯、托尔格勒、季米特洛夫、波波夫（Blagoy Popov）和塔涅夫（Vasil Tanev）被控纵火。案子由设在莱比锡的帝国最高法院第四刑事庭审理，时间是9月21日至12月23日，审判长是威廉·彬格（Wilhelm Bünger）。罪名是纵火和图谋推翻政府。中间庭审移到柏林，直接在国会大厦里勘验；最后一个月（11月23日至12月23日）回到莱比锡。

9月21日上午8点45分开庭，范德吕伯第一个作证，话很难听懂。他说自己一只眼睛失明，在欧洲各地流浪；他曾是荷兰共产党员，1931年退党，但仍自认是共产主义者。法庭里至少坐着80名外国记者和40名德国记者。季米特洛夫放弃了法庭指派的律师，自己辩护。审判长警告他注意言行，他回答：

审判长先生，如果您像我一样无辜，在牢里关了七个月，其中五个月日夜戴着镣铐，您也会理解，一个人可能会有点紧张。——季米特洛夫，庭审第三天，回应审判长彬格的警告

12月23日宣判。彬格特别强调，他相信确有共产党人策划烧毁国会大厦的阴谋，但除范德吕伯外，没有足够证据把被告与纵火或阴谋联系起来。三名保加利亚人被无罪释放并驱逐到苏联，托尔格勒同样无罪，活过了战争。只有范德吕伯被判死刑，1934年1月10日在断头台上被处决，三天后他就满25岁。

1933年9月21日，同一天，伦敦另有一场「反审判」开庭，由德国流亡共产党人主持，威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任总组织者。为期一周，结论是被告无罪，真正的纵火者在纳粹高层，戈林被判有罪。参与的「法官」中，美国的海斯等人抱怨气氛像一场作秀；一名蒙面的「冲锋队员」证人实为共产党报纸《红旗报》编辑阿尔伯特·诺尔登（Albert Norden）。

此后的研究摆动了几十年。1960年，托比亚斯在《明镜周刊》连载文章，论证范德吕伯独自作案，并指出他在2月27日之前已多次纵火。1998年，伊恩·克肖（Ian Kershaw）说，几乎所有史学家都认为范德吕伯一人点火；2014年，本杰明·哈特（Benjamin Carter Hett）则主张这场火不可能是一个人干的，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对此持批评态度。

至今未解

2008年1月，德国依1998年的一项法律赦免了范德吕伯。此前法院的态度反复：1967年，西柏林法院维持有罪，但把死刑改为八年徒刑；1980年，法院撤销判决，随后被推翻；1981年，一家西德法院以精神失常为由宣告他无罪，裁决同样被推翻。赦免之后，纵火的责任问题并没有跟着了结。

多数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范德吕伯是纵火者，这一说法与「纳粹策划」之说并存。伦宁斯的证词公开后，有人猜测托比亚斯有意忽略了它，也有人开始追问：德国档案里是否还有被遗忘的文件？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答案。

• 范德吕伯是否独自一人点燃了国会大厦？
• 伦宁斯所称「到达时大楼已在冒烟」是否属实？
• 戈林1943年是否真的说过「是我放的火」？
• 根普所称的火警通报延误，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 德国档案里是否还藏着未被发现的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