兀鹰行动

事件经过

1975年11月25日是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60岁生日。就在这一天，智利秘密警察DINA局长曼努埃尔·孔特雷拉斯（Manuel Contreras）在圣地亚哥，会见了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的军事情报负责人，兀鹰行动（Operación Cóndor）正式成立。另一种说法是，孔特雷拉斯邀请了来自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巴拉圭、乌拉圭的50名情报军官，地点是智利陆军战争学院。两种说法对出席者的描述不同，日期和城市对得上：1975年11月，圣地亚哥。

1973年9月3日，美洲陆军会议在加拉加斯举行，巴西陆军首长布雷诺·博尔热斯·福尔特斯（Breno Borges Fortes）提议扩大各国情报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用来“对抗颠覆”。1974年3月，智利、乌拉圭、玻利维亚的警方代表与阿根廷联邦警察副局长阿尔韦托·比利亚尔（Alberto Villar）会面，议题是阿根廷境内数以千计的政治流亡者。1974年8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垃圾场里出现了玻利维亚难民的尸体。

1954年，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在巴拉圭掌权。1964年，巴西军方推翻总统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1971年，乌戈·班塞尔（Hugo Banzer）在玻利维亚夺权。1973年6月27日，乌拉圭由军政权接管；同年9月11日，皮诺切特指挥的智利军队轰炸总统府，推翻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76年3月24日，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领导的军政府在阿根廷上台。兀鹰行动是在这一串政变之后成形的。

1976年5月，成员国再次在圣地亚哥会面，讨论“远超信息交换”的长程合作，并为各方分配了代号。最初的成员是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巴西在1976年6月签署协议，却拒绝在拉丁美洲以外行动。厄瓜多尔和秘鲁后来以较边缘的角色加入。前线力量是智利DINA和阿根廷国家情报局（SIDE）。所谓“死亡航班”，就是用飞机或直升机把受害者带到海上抛下。1977年12月，海滩上冲来的尸体里，有两名法国修女和五月广场母亲会的几名创始人。

名单上的人，有的死在流亡地。前玻利维亚总统胡安·何塞·托雷斯（Juan José Torres）和两名前乌拉圭议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杀。智利将军卡洛斯·普拉茨（Carlos Prats）和妻子索菲亚·卡斯伯特（Sofía Cuthbert），1974年9月30日在同一座城市死于汽车炸弹——这比成立会议还早一年多，后来仍被列入兀鹰行动的受害者。1975年10月6日，流亡意大利的智利人贝尔纳多·莱顿（Bernardo Leighton）遭枪击重伤，妻子阿妮塔·弗雷斯诺（Anita Fresno）落下终身残疾。1976年9月21日，智利前外交官奥兰多·莱特利尔（Orlando Letelier）在华盛顿被汽车炸弹杀死，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26岁的美国同事罗妮·莫菲特（Ronni Moffitt）。

关键证据

1992年12月22日，酷刑幸存者马丁·阿尔马达（Martín Almada）与巴拉圭法官何塞·阿古斯丁·费尔南德斯（José Agustín Fernández）来到亚松森郊区兰巴雷的一间警察局，想查一名前政治犯的档案。他们撞上了后来被称为“恐怖档案”的文件：60,000份文件，重4吨，缩微胶片共593,000页。里面记录了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乌拉圭的安全机构如何绑架、折磨和杀害政治犯。

四份文件可以对照日期和内容，列表如下。

1976年9月21日的莱特利尔案，留下了当事人的口供。迈克尔·汤利（Michael Townley）承认，他雇了五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在莱特利尔的汽车上装炸弹。1978年3月，他写信给DINA局长孔特雷拉斯，认为“在境外实施肉体消灭”风险极大，“尤其是在美国”，那里“也许有世界上最好的警察”。他还写道，“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把问题的真实规模告诉总统阁下。

美国学者J. 帕特里斯·麦克舍里（J. Patrice McSherry）在2002年估计，至少402人在兀鹰行动中被杀或“失踪”：乌拉圭人132名，玻利维亚人72名，智利人119名，巴拉圭人51名，巴西人16名，另有至少12名阿根廷人死在巴西。她写到约200人曾被关进阿根廷的主要拘押中心Automotores Orletti，并称这些数字“很可能被低估”。

调查与推论

1976年6月，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向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提交简报，写道没有证据支持“南锥体国家政府正在合作搞某种国际版‘谋杀公司’”的说法。美国到底知道多少？8月3日，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W·施劳德曼（Harry W. Shlaudeman）的报告，口径已经不同：这些军事政权正联合起来，要在各自国内和欧洲追杀“革命协调委员会”的“恐怖分子”。8月30日，他再次写信给基辛格。

我们想要阻止的，是一系列国际谋杀——它们可能严重损害相关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哈里·施劳德曼致基辛格的备忘录，1976年8月30日

1976年9月，基辛格与国务院之间出现分歧：有证据显示，双方对是否要求这些国家停止暗杀意见不一。9月21日莱特利尔遇害，美国此前似乎并不知情——情报显示有美国人受到兀鹰行动的威胁，美国却难以接受盟友会在美国本土动手。

1978年4月，孔特雷拉斯和奥德兰尼尔·梅纳（Odlanier Mena）将军与军政府会面，商议把汤利交给美国。会上孔特雷拉斯称自己与汤利毫无联系，这番话后来被记述为谎言；汤利随后被移交。至于莱特利尔案的命令从哪里来，说法对立：汤利在审判和访谈中指向DINA；智利军官劳尔·伊图里亚加·诺伊曼（Raúl Iturriaga Neumann）和孔特雷拉斯则称，汤利在各案中接到的命令全部来自CIA，并指他撒谎以牵连DINA和皮诺切特。汤利在私下供述中，事先就否认了这种说法。

1976年12月6日，被推翻的巴西前总统古拉特在阿根廷梅赛德斯死于据称的心脏病发作，没有做尸检。2000年4月26日，古拉特的姻亲莱昂内尔·布里佐拉（Leonel Brizola）称他和儒塞利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是被暗杀的。2008年，乌拉圭前情报人员马里奥·内拉·巴雷罗（Mario Neira Barreiro）说古拉特被毒杀。后来，巴西法医对遗骸的检测没有发现毒物，结论是死因很可能是自然原因；巴西国家真相委员会仍在继续调查。

死亡人数同样没有定论。有估计称至少60,000人死亡；但这是把整个时期的镇压加在一起，直接源于跨国协作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牛津大学弗朗切斯卡·莱萨（Francesca Lessa）的数据库登记了至少805起跨国侵犯人权案件，其中382起为非法拘押和酷刑，367起为谋杀和失踪。麦克舍里另有估计：跨境行动中有400至500人被杀。

余波

1983年，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败给英国，军政府倒台，民主恢复。这一年被视为兀鹰行动的终点。阿根廷随后成立失踪者问题国家委员会（CONADEP），由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Ernesto Sabato）主持，收集了数百名证人的证词，记录了数以百计的秘密监狱和拘押中心。两年后的军政府审判（Juicio a las Juntas）中，魏地拉等多数高级军官被判无期徒刑。

1986年和1987年，阿根廷先后通过《终点法》（Ley de Punto Final）和《正当服从法》（Ley de Obediencia Debida），终止了对“肮脏战争”罪行的追诉。1989至1990年，总统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赦免了仍在服刑的军政府首领。2003年国会废除这两部法律，2005年6月最高法院宣布它们违宪，起诉随之重启。

2013年3月5日，25名阿根廷和乌拉圭前高级军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审，罪名是合谋“绑架、使失踪、折磨和杀害”171名政治对手。2016年5月27日，15人被判有罪，雷纳尔多·比尼奥内（Reynaldo Bignone）获刑20年，另有两人无罪。代表受害者家属的律师露丝·帕尔马斯·萨尔杜阿（Luz Palmás Zaldúa）说，这是兀鹰行动的存在第一次在法庭上得到证明。

1978年11月，乌拉圭军官在巴西军政权默许下潜入阿雷格里港，绑架了乌拉圭人乌尼韦尔辛多·罗德里格斯（Universindo Rodriguez）和莉利安·塞利贝尔蒂（Lilián Celiberti），以及她五岁和三岁的两个孩子。《Veja》杂志记者路易斯·克劳迪奥·库尼亚（Luiz Cláudio Cunha）和摄影师若昂·巴普蒂斯塔·斯卡尔科（João Baptista Scalco）接到匿名电话赶到公寓，当场也被扣下，行动因此曝光。1980年，巴西法院判处两名DOPS探员有罪；夫妇二人在乌拉圭军事监狱关了五年，1984年乌拉圭恢复民主后获释。乌拉圭1986年的《豁免法》让参与镇压的军人免于追究；截至2021年11月，巴西没有人因军政府时期的侵犯人权行为被定罪。